“贝多芬最后之嫡传弟子”德 • 孔特斯基及其在华的几场音乐会(1895-1897)

11 12 2020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理论研究  132 次阅读  0 评论

文章以1895、1897两度来华巡演的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德•孔德斯基(Anton De Kontski, 1817-1899)为例,叙述他在上海的几场音乐会。

 

五口通商后不久,就有欧美的专业音乐家来华举办独唱、独奏音乐会,其中不乏有世界声誉的著名演奏家。但目前有关十九世纪来华西人音乐活动的著述却寥若晨星。通用的国际音乐辞书,如《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牛津音乐词典》等对这些音乐家在华的音乐会也很少提及。文章以1895、1897两度来华巡演的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德•孔德斯基(Anton De Kontski, 1817-1899)为例,叙述他在上海的几场音乐会。鉴于孔氏以“贝多芬最后之嫡传弟子”自诩,其音乐会中常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文章亦将简略追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特别是《月光》)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上海的演出史迹。

1895年10月3日星期四晚,上海租界内的兰心大剧院里挤满了满怀期望的听众。除了享受音乐会外,慕名前来争睹“贝多芬最后之嫡传弟子”、“钢琴演奏者之父”、“德皇御用琴师”之尊容也是本场音乐会爆满的原因之一。当晚音乐会的主角是自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在维也纳随贝多芬学过钢琴的“八旬老翁音乐家”(octogenarian musician)[1]——波兰炫技派钢琴家、作曲家安东尼 • 德 • 孔特斯基(Antoni De Katski,也拼为Anton De Kontski,1817-1899)。孔特斯基果然不负众望,出场后演奏的第一首曲目就是听众喜爱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接着,他又献上了他的保留曲目——韦伯技巧要求极高的《无穷动》。已届八十岁高龄的德 • 孔特斯基完全没有他这个年龄人固有的迟滞。相反,他如飞的指速、辉煌宏大的音量、极富动感的节奏、令人眩晕的弹奏风格、狂放不羁的气势使在场的听众为之痴醉癫狂。为显示他的作曲才能,孔特斯基还演奏了自己根据古诺歌剧《浮士德》改编的《浮士德回忆》。此外,他也不忘满足一般爱乐者的需求,演奏了听众耳熟能详的韦伯的《邀舞》、舒曼的《摇篮曲》、舒伯特的《小夜曲》。[2]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门户的被迫开放以及通商口岸西人的增多,西方乐人及娱乐团体也时有出现。特别是1869年11月17日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从欧洲到远东的行程大大缩短,来华巡演的西洋乐人更是逐年增多。但截至的目前为止,有关近代来华西人音乐活动的研究却几乎付之阙如。[3]即使是现今可见的凤毛麟角的著述,也大多聚焦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前几十年。的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哈尔滨等地,不时有世界顶级的演奏大师来访,像1922年末来访的钢琴家戈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1923年5月在沈阳、北京、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1935年4月钢琴家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的中国之旅等,都是中外文人骚客津津乐道的话题。[4]但问题是,十九世纪就没有世界级的大师来华巡演吗?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口通商后不久,就有欧美的专业音乐家来华举办独唱、独奏音乐会。以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的上海为例,早在1856年9月就有巴黎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在沪举办过两场独奏音乐会,[5]即使是太平战乱的1860年代,也有自称是帕格尼尼学生的意大利小提琴手罗比奥(Agostino Robbio)来上海献艺。[6]1875年10月,有世界声誉的比利时小提琴名家珍妮 • 克劳斯(Jenny Claus)也在兰心大剧院举办过数场音乐会。[7]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华掘金的西洋乐人更是如过江之鲫[8],仅知名的声乐家就有英国清唱剧女中低音歌唱家简奈特 ∙ 佩逖(Janet Monach Patey)、澳大利亚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艾米•舍尔文(Amy Sherwin)(舍尔文享有“塔斯曼夜莺”之美誉)、米妮 ∙ 豪客(Minnie Hauk)、法国女高音歌唱家爱玛 • 卡尔微(Emma Calvé)、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帕悌(Carlota Patti)、英国男低音歌唱家马尔什(Alec Marsh)等。1889年在巴黎歌剧院首演古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1891年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席抒情女高音、二十世纪初已在20多部歌剧中扮演过主要角色的美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艾玛 ∙ 伊姆丝(Emma Eames,1865-1952)甚至就出生在上海。[9]十九世纪末来上海巡演的器乐演奏家就更多了,仅当时活跃在世界乐坛的小提琴家就有匈牙利人埃蒂 • 雷梅尼(Eduard Remenyi)、比利时小提琴家奥维德 • 慕欣(Ovide Musin)[10]、丹麦小提琴家麦克思 • 施吕特(Max Schlüter)、康斯坦丁 • 杜莫切夫(Constantine Domcheff)等。匈牙利长笛演奏家阿道夫 • 特尔斯恰克(Adolf Terschak)[11]、荷兰钢琴家索维勒(Guillaum Sauvlet)也在上海举办过音乐会。上海爱乐协会演出贝多芬《C大调钢琴协奏曲》时,担任独奏的是舒曼之妻克拉拉 • 舒曼的门生该斯纳(Frau Gessner)。[12]

十九世纪末来华献艺的众多的顶级器乐演奏家中,或许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自诩为贝多芬的学生,并被各国媒体报道为“贝多芬最后之嫡传弟子”的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孔特斯基。孔特斯基于1895年10月和1897年6月两度来中国巡回演出,在寓沪西人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和其周刊《北华捷报》的详细报道即是明证。

本文以孔德斯基为例,叙述他在上海兰心大剧院的几场音乐会。鉴于孔氏每到一地均打着“贝多芬最后之嫡传弟子”的招牌,其独奏音乐会也常将贝多芬的作品——特别是《月光奏鸣曲》——列入演奏之列,本文亦将借此线索,简略追溯一下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的演出史迹。

孔特斯基其人

在细说他在中国的几场音乐会之前,似有必要介绍一下孔特斯基其人。孔特斯基在今天看来已无足轻重,但在十九世纪,无论是演奏还是作曲,他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孔特斯基1817年10月27日出生在有“波兰文化之都”之称的克拉克夫(Krakow)。其家庭是一个因波兰农民暴动而趋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为波兰皇宫小官员,虽酷爱音乐喜拉小提琴,但非专业琴师。孔特斯基与后来成为华沙音乐学院院长的小提琴家弟弟(曾随帕格尼尼学琴)均音乐神童,四岁多即登台演出,有“小莫扎特”之称。1823年六岁时,其父携其前往维也纳,师从“乐圣”贝多芬在内的名师。[13]八岁时就效仿莫扎特开始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且有原创作品发表。1829年,孔父携其到圣彼得堡巡演,为俄国沙皇尼古拉陛下演奏后,深受赏识。经尼古拉的亲自推荐,孔特斯基随当时红极一时的爱尔兰钢琴家、作曲家约翰 • 菲尔德(John Field,1782-1837)在莫斯科学琴。菲尔德是克莱门蒂(Muzio Clementi,1752-1832)的高足,十九世纪初曾随克莱门蒂在法国、德国、俄国举办音乐会。1831年,孔特斯基转往维也纳音乐学院就学,一边随另一炙手可热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塔尔贝格(Sigismond Thalberg,1812-1871)(一说他是塔氏的竞争对手)学习,一边继续在波兰和德国等地举办独奏音乐会。1836年,他移居法国,结识了当时寓居在巴黎的波兰同胞肖邦和波兰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亚当 • 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并一度成为肖邦的好友。肖邦甚至为其音乐会推销门票,但后来因孔特斯基拒绝参加肖邦举办的义演音乐会而反目。肖邦在给朋友的信中私下骂他为“我的背信弃义的代理人”。在巴黎,孔特斯基还结识了罗西尼和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1760-1842)等作曲家,与法国文学界、绘画界的名流也有来往,同时还因技艺精湛而成为巴黎钢琴比赛永久评委之一。但孔特斯基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一生都在不停地辗转各地。法国之后,他又先后转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为皇室演奏,并多次获得殊荣。1851年至1853年,他虽然主要居住在英国,但仍不时去意大利、希腊等国举办音乐会。1854年,他重回圣彼得堡,但不久又返回英国,长期以伦敦为基地。1883年,他开始向北美洲新大陆进军,陆续在纽约、布法罗、大激流城、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举办音乐会,并一度在密执安大学的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890年代中期,他虽然已年近八十高龄,但全球巡演的意愿非但不辍,且越行越远,先后在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爪哇、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地举办独奏音乐会。1899年初,他告老还乡回到波兰,但同年三月仍在华沙举办个人音乐会,演奏贝多芬、韦伯、肖邦、菲尔德等人的作品。同年4月,他又到俄国演奏,直到12月7日在华沙造访亲友时猝然去世。

作为作曲家,孔特斯基属于高产且涉猎宽广者。他从八岁即开始创作,一直到八十二岁高龄去世,一生共写过四百多首作品,包括三部交响乐、三首钢琴协奏曲、歌剧、室内乐和一些钢琴练习曲。其中有两百二十首是献给沙皇亚历山大的,因为他一直觊觎沙皇共同乐师的职位。他的作品现在被认为很浅薄,大多华而不实,以卖弄技巧为主。除少数几首外,现已很少有人演奏。[14]

 

孔特斯基在中国的几场音乐会

 

孔特斯基第一次来华演出:

孔特斯基第一次来华,共举办过四场音乐会,第一、二场在上海,第三、四场在香港。孔特斯基是在1895年9月下旬到上海的。关于他的到来,《北华捷报》在9月27日的“本周要闻”一栏中,特有以下之报道:

在日本停留三个月后,德国皇帝之御用钢琴师、肖邦的同学、当今世界上活着的年龄最大的作曲家德•孔特斯基骑士【孔氏当过兵,曾任法军上尉】乘Daphne号抵达上海。孔特斯基骑士将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他在途经上海期间会举办一次或两次独奏音乐会。孔特斯基是贝多芬的学生,他与门德尔松、迈耶贝尔、罗西尼、古诺、李斯特、塔尔贝格及其他许多过去名人的关系甚密。他的演奏仍展示出力度、活力及精巧,正是这些技艺使得他在世界乐坛的中心占有崇高的位置。毫无疑问,我们热切期待着听到这样一位高超艺术家的演奏。[15]

一星期后,也就是1895年10月3日晚孔特斯基在兰心大剧院举办了他抵上海后的首场音乐会后,《北华捷报》又在“新闻综述”中报道说:

上海之前还从未有孔特斯基骑士这样声名卓著的钢琴家来访过。能听他弹奏既是一种新大陆的发现,又可谓见证一种奇迹;新发现是我们可以目睹在大师的手指下,钢琴所能产生的效果;奇迹是那位大师虽然已近八十高龄,但其触键之纤巧与活力却使人感觉他仍只是三十来岁。星期四晚兰心大剧院举行的是一场令听众欣喜的音乐会,因为当一个演奏者被指责他演奏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太过诗意化时,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还会再有听演奏者“对不起,我的演奏不适合你的现代品味,但是我是按照我的老师贝多芬教我那样弹的”这样回答的机会。[16]

1895年10月11日《北华捷报》的乐评人在专栏也再次介绍评论说:

孔特斯基骑士约生于1816【实际应为1817】,他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音乐诗人贝多芬的学生,也是半个世纪前使音乐世界璀璨绚丽之群星的朋友和伴侣。作为作曲家,孔特斯基骑士享有很高的地位;作为钢琴家,他曾是德国皇帝的宫廷御用钢琴家,毫无疑问,他是有史以来造访东亚的最伟大的钢琴家。••••••孔特斯基骑士的演奏是启示录,钢琴在他的手下几乎就变成了一个管弦乐队,音乐全部的意义尽显无遗,而这一切完全是凭记忆挥洒自如、优雅隽美、完美无缺地弹奏出的,这将是后人是无法超越的。[17]

孔特斯基在兰心大剧院的首场音乐会,虽说以他的独奏会为名,但也有寓沪乐人参加。当晚的节目单上列有九个曲目,除了孔特斯基独奏的包括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在内的六首曲目和几个返场节目外,还有时任工部局乐队指挥维拉(Melchior Vela)与当地乐人演奏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卡尔 • 莱西格(Karl Gottlieb Reissiger,1789-1859)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Piano Trio No. 1,Op. 25)和寓沪业余歌手演唱的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著名的男低音咏叹调,意大利作曲家、音乐教师托斯蒂(Paolo Tosti,1846-1916)、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库肯(Friedrich Wilhelm Kücken,1810-1882)的歌曲等。

孔特斯基这一场音乐会的曲目与其之前在日本及后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巡演音乐会的曲目几乎完全相同。[18]孔特斯基与其同时代的李斯特相似,是个典型的炫技派且喜欢迎合听众欣赏趣味的乐人。他甚至不惜弄一些噱头来取悦观众。如他在巡演中有时会用折叠起的毛毯将键盘和手罩住,以展示其超强的技艺。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虽然会使观众癫狂,但有时亦会引起受过专业训练的严肃音乐家的强烈反感。如1896年10月在新西兰的一次演出中,时任乐队指挥的阿尔夫来德 · 希尔(Alfred F. Hill, 1870-1960)就因看不惯他的这种做法,愤而辞职。[19]孔特斯基在上海的首场演出中自然也不忘包括能充分展示他弹奏技巧的作品,如他自己根据古诺《浮士德》改编的《浮士德回忆》(Souvenir from Gounod’s Faust)和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C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中快速炫技的回旋曲《无穷动》(Perpetuum Mobile)乐章。此外,为了不使一般听众失望,他还演奏了通俗性的音乐会曲目,如韦伯的《邀舞》、舒曼的《摇篮曲》、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他自己的最有名的作品《醒狮随想曲》(Le Réveil du Lion Caprice héroïque,Op. 115)。[20]

除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外,孔特斯基似乎对韦伯的作品特别钟情,无论在哪个国家巡演,每场音乐会即便是不弹贝多芬的作品,也绝不忘演奏韦伯的钢琴曲(有报道说他也曾随韦伯学习过)。[21]如在1895年10月10日晚在兰心大剧院举办的第二场音乐会上,孔特斯基首先演奏的就是韦伯1816年完成的《降A大调第二号奏鸣曲》(Op. 39)。此曲与韦伯其他几首钢琴奏鸣曲和变奏曲一样,无论在技法上还是在表现上都具有极强的挑战性。孔特斯基令人眼花缭乱辉煌浪漫的演奏风格再一次赢得了上海听众热烈的掌声及喝彩声。《北华捷报》乐评人对他的演奏更是赞不绝口,甚至不惜用极其夸张的口吻夸赞道:“在活力、亮度、乐调上,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钢琴家可以超越他;在触键的精巧敏锐、诗意般的表达、演奏的绝对正确上,也极少有人能与之媲美。”[22]在同场音乐会上,孔特斯基除再次弹奏了他自己改编自古诺歌剧《浮士德》的《浮士德回忆》外,还在听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弹奏了他自己创作的军乐曲《波兰巡逻兵》(Polish Patrol,Op. 401)(见下图)作为返场节目。之后,他又演奏了亨德尔的《升F小调赋格曲》、舒曼的《塔拉泰拉舞曲》、门德尔松的《春之歌》、他自己的两首作品(《格里尼克回忆》[Sourvenir de Glinicke]和《路易十五风格小步舞曲》[Minuet Louis Quinze])和选自他自己大型交响乐作品《B小调第二交响曲》中的谐谑曲乐章。[23]

上海演出后,孔特斯基南下香港,于“星期四晚在市政厅”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吸引了“大批时髦的听众”。几天后,他又在奥斯汀山酒店举办了另一场音乐会。[24]

 

孔特斯基第二次来华演出:

孔特斯基的第二次来华巡演是在不到两年后的1897年。与1895年的演出一样,孔特斯基6月28日星期一晚上海兰心大剧院的音乐会上也有在上海的其他乐人的节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音乐会上,孔特斯基首先弹奏的又是韦伯的钢琴作品——《降A调奏鸣曲》中的“柔板”(Adagio A flat Sonate)[25]、一首“谐谑曲”(Scherzo)。之后,他又演奏了自己的保留曲目:《浮士德回忆》和《醒狮随想曲》。此次音乐会他也包括了贝多芬的作品,但奇怪的是,这次他演奏不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而是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行板”乐章。与两年前媒体一味的唱赞歌相对照,《北华捷报》乐评人对他此次的音乐会颇有微词,特别是对他所选择的韦伯的作品,更是表示了不满:

星期一晚孔特斯基骑士的演奏虽然可敬可佩,听众也热情地鼓掌致谢,但我们必须坦诚地讲,他这次曲目的选择并非无懈可击。他第一次出场时演奏的韦伯《降A调奏鸣曲》的“柔板”和一首“谐谑曲”,既谈不上是很有趣的作品,也无法最好地展现演奏者超凡的功底和表现力。

对于《浮士德回忆》,《北华捷报》乐评人也抱怨孔特斯基落伍了,用乐评人自己的话说:“尽管【听众对】骑士的演奏不可能挑出任何差错,但他们对这种作品的口味也多少已是过去式。”对于孔氏用钢琴演奏贝多芬交响乐的作法,《北华捷报》的乐评人也委婉的批评了一下:“要想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演奏好,得需一支真正的管弦乐队才行。不过,如果只能在钢琴上演奏,除了作曲家自己的学生,谁还能弹得更好呢?”[26]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既然以贝多芬的嫡传弟子作为卖点,孔特斯基当然会尽力在自己的音乐会上演奏其师贝多芬的钢琴作品。他在兰心剧院的首场音乐会也不例外,以上提到,在1895年10月3日晚孔特斯基弹奏的几个曲目中,第一首就是贝多芬的《升C小调第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对此,《北华捷报》的乐评人还特地点评到:

《月光奏鸣曲》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选择,以前佛来丹造(Friedenthal)先生就曾在这儿演奏过,但是,像孔特斯基骑士那样的演奏却是很难得听到的。这是因为他演奏的就像是贝多芬自己演奏的那样,而不是钢琴乐谱中展现的那样。骑士的演绎有些细微的色调,为作品增色不少;而这些细微差别在出版的乐谱上是看不到的。[27]

唯一的遗憾是,当晚所用的钢琴是借来的,不是“谋得利”琴行提供的,老旧不给力,“实在与孔特斯基骑士高超的技巧不相称”。[28]

《北华捷报》的乐评人说得没错,在孔特斯基之前已有人在上海演奏过包括《月光奏鸣曲》在内的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文中提到的德国人阿尔伯特 • 佛来丹造(Albert Friedenthal,1862-1921)只是一近例。事实上,贝多芬的钢琴作品至迟在187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在上海的音乐厅中出现。如早在1873年12月30日星期二晚举办的上海爱乐协会的音乐会上,就有寓居上海的业余乐人演奏了贝多芬1800-1801年创作的《降A大调第十二钢琴奏鸣曲》(作品26)。[29]贝多芬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第八号》(《悲怆》作品13)也早在1875年3月30日晚举办的音乐会上被演奏过。[30]进入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不仅专业乐人不时在上海的音乐会上演奏,连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开始在各类娱乐场合弹奏。如1882年3月23日晚在上海圣若瑟书院会堂举办的音乐娱乐会上,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学生演奏的《悲怆奏鸣曲》得到了《北华捷报》乐评人的赞许。[31]在1884年3月27日晚在上海共济会堂举办的维拉夫人冬季音乐会上,曾担任过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小提琴手、时任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的维拉(Melchior Vela)也选择演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32]1888年6月在圣若瑟书院举办的另一场音乐会上,一名为德 • 卢卡的女生(Miss de Luca)弹奏了贝多芬色彩最明亮的《降E大调第18号钢琴奏鸣曲》(作品31)的部分乐章。[33]

孔特斯基是十九世纪末访华的世界一流的钢琴家不假,但《北华捷报》的乐评人称他为“有史以来造访东亚的最伟大的钢琴家”一说,却似有商榷的余地。早在1874年4月初,以在伦敦演奏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而闻名的英国钢琴家阿拉贝拉 • 戈达德(Arabella Goddard,1836-1922)就在上海成功地举办过两场音乐会。其中也包括贝多芬的钢琴作品(贝多芬1821年创作的《降A大调第三十一号奏鸣曲》[作品110])。[34]戈达德虽比孔特斯基小近二十岁,但具有同样的经历。1836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圣桑斯市的她,幼年早慧,六岁时即作为钢琴神童被带到巴黎,师从德国血统的法国钢琴家、肖邦的朋友弗里德里希 • 考尔克布雷纳(Friedrich Kalkbrenner,1785-1849)。八岁就举行了第一场钢琴独奏会。与孔特斯基一样,戈达德也有在宫廷演奏的经历,1846年,年仅十岁的戈达德就被带到伦敦,为维多利亚女皇演奏。次年,经过也曾经是孔特斯基老师的塔尔贝格(该人当时被认为是可以与李斯特相媲美的钢琴大师)的引荐,戈达德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伦敦权威乐评家詹姆士 • 戴维森(James William Davison,1813-1885)。在丈夫的鼓励下,戈达德开始了独奏钢琴家的音乐会生涯。她被认为是“维多利亚中期可与查尔斯 ∙ 哈雷(Charles Hallé)和厄恩斯特 ∙ 咆尔(Ernst Pauer)相提并论的最著名钢琴家之一”。[35]更为重要的是,戈达德也是最早在伦敦演奏贝多芬最后几首奏鸣曲的钢琴家之一。从1854年开始,戈达德先是在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巡演,之后又随艺术家到印度、新加坡、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举办音乐会。[36]她1874年3月在香港的演奏曾得到当地乐评家的热烈称颂。[37]由于名声较大,戈达德1875年4月在上海的演出和孔特斯基的演出一样,受到了媒体格外关注。但不同的是,戈氏的音乐会不仅上海的外文报刊有报道,中文媒体也有广告。如刊登在《申报》4月7日的广告称其为“英国当今弹琴之最著名之妇女•••其来中国盖为绕历世界籍广游览起见,于所历之处偶施其技辄嫌所得不及英国百中之一聊以赀补游费而已”。[38]

戈达德并非唯一的一位在孔特斯基之前就来上海巡演的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十多年后,在1886年7月10日晚的音乐会上,随匈牙利小提琴家雷米伊来华巡演的钢琴家艾斯多尔 • 拉克斯登(Isidore Luckstone, 1861-1941)在弹奏了肖邦的波罗乃兹和夜曲外,也演奏了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和第三乐章回旋曲。[39]1887年12月16日晚,在其在上海德国俱乐部举办的第三场钢琴独奏会上,德国钢琴家克赫勒(Herr Köhler)演奏了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作品73)的最后一个乐章。[40]在其1888年1月举办的第四场独奏会上,克赫勒又为上海的听众演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41]1890年3月10日晚,在上海圣三一教堂“任管风琴师一职逾十五年”的凯洛浦藤( F. L. Crompton)在爱乐交响乐堂举办的第二场音乐会上也演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42]

孔特斯基亦非十九世纪末在上海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一人。如在1899年1月6日举办的第二次个人音乐会上,当时活跃在上海音乐界的工部局临时指挥菲利克斯 • 斯坦伯格教授(Professor Felix Sternberg)就演奏了贝多芬的《D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Op. 10,No. 3)。同场音乐会上,斯坦伯格还演奏了舒伯特的《降B大调即兴曲》(Op. 142,No. 3)、《军队进行曲》(Op. 51,No. 1)、鲁宾斯坦的《G小调船歌》、李斯特的《降D大调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等。[43]

 

结 语

鸦片战争失利导致了中国门户的被迫开放。随着西人不断流入通商口岸,欧美的专业音乐家也相继来华举办独唱、独奏音乐会。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广州、福州和香港已成为西方乐人全球音乐会之旅的重要的站点。[44]以上所述的“贝多芬最后之嫡传弟子”的孔特斯基在上海音乐会的例子表明,十九世纪来华音乐家中不乏有世界声誉的著名演奏家。但目前有关十九世纪来华西人音乐活动的著述却几乎尽付阙如。由于历史实证性研究的欠缺,使得目的是客观地总结过去知识并为新的研究提供索引的音乐辞书在相关的叙述上不免捉襟见肘,无法提供相关的词条。以当今影响最大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为例,该辞典虽在第十卷第412页上提到孔特斯基及其1897年的东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之旅,但对孔氏之前在上海和香港的音乐会只字未提。

孔特斯基两度来华开音乐会的例子,除反映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国际都市地位,以及与其相应的都市化文化生活外,还告诉我们上海音乐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至迟到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有西人聚集的东南沿海都市,亨德尔、莫扎特、韦伯、舒曼、舒伯特、古诺等人的作品已是音乐会上不时出现的曲目。以上对贝多芬钢琴作品在上海演出史迹的追溯也证明,早在1870年代初,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就已在上海的音乐会上被演奏。到1870年代中期,为上海听众演奏贝多芬的不仅有经过严格音乐学院训练的世界顶级的职业钢琴家,还有上海当地的业余乐手。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孔特斯基在兰心剧院举办音乐会时,不仅贝多芬的《月光》《悲怆》等奏鸣曲早已在上海被演奏,连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也被来访的钢琴家在上海的德侨俱乐部演奏过。此类史实的发现也促使我们对“贝多芬在中国”这一课题进行反思。[45]

 


注释

[1]“An octogenarian musicia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The Advertiser (August 20, 1896).

[2]“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3]笔者所见的不多的几个例外包括: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收入《韩国鐄音乐文集》第四辑(台北:乐韻出版社,1999),第136-143页。台湾学者黄均人1997年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1842-1949之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歌剧团》。见Chun-zen Huang, “Travel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 1842-1949” (PhD dissertati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97).

[4]陈子善《音乐会奇缘》载《东方早报》(2013年6月30日)。Xu Buzeng, “Jews and Musical Life in Shanghai,” Harriet P. Rosenson, “Jewish Musicians in Shanghai: Bridging Two Cultures,” in Jonathan Goldstein and Benjamin I. Schwartz eds., The Jews of China Vol. 1: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230-250.

[5]J. H. Haan, “Thalis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 A Survey of 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1865,”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29 (1989): 173.

[6]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12, 1861). Mai Kawabata, Paganini: The ‘Demonic’ Virtuos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3), p. 99.

[7]“Miss Jenny Clau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28, 1875).

[8]如意大利歌剧经纪人卡格里(Augusto Cagli)从1879年开始就数度带团在上海举办歌剧季。见黄均人《清末民初上海租界歌剧活动》(上)载《乐览》第2 期(1999年8月),页2-7。

[9]Emma Eames, Some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D. Appleton, 1927), p. 2.

[10]Ovide Musin, My Memories (New York: Musin Publishing Company, 1920), pp. 220-225.

[11]Leonardo De Lorenzo, My Complete Story of the Flute: The Instrument, the Performer, and Music (Texas: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81.

[12]F. L.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The Musical Times (October 1, 1904), p. 642. 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收入《韩国鐄音乐文集》第四辑(台北:乐韻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13]“An Octogenarian Musicia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The Advertiser (August 20, 1896).

[14]以上信息来自:Terry de Valera, “Antoni de Katski (1817-1899): A Friend of John Field,” Dublin Historical Record 58.1 (Spring 2005): 12-16. Zdzislaw Jachimecki, “Polish Music,” The Musical Quarterly 6. 4 (Oct., 1920): 553-572.

[15]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27, 1895).

[16]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4, 1895).

[17]“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18]“An Octogenarian Musicia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The Advertiser (August 20, 1896);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Otago Witness (October 29, 1896); Otago Daily Times (October 21, 1896).

[19]John Mansfield Thomson, “A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Alfred Hill, Ovide Musi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and the Wellington Orchestral Society, 1892-1896,” Turnbull Library Record 13.2 (October 1980): 80-92.

[20]“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21]“Master of Music: Arrival of Chevalier de Kontski, Composer to the Emperor,” San Francisco Call (September 10, 1893).

[22]“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Second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8, 1895).

[23]同上注。

[24]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1, 1895).

[25]原文如此。韦伯共创作过四首钢琴奏鸣曲,其中第二号作品39为降A大调,但其四个乐章中并没有Adagio。

[26]“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 1897).

[27]“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28]同上注。

[29]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1, 1874).

[30]“M. Remusat’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 1875).

[31]“Music Entertainment at St. Joseph’s Institution,”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29, 1882).

[32]“Madame Vela’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2, 1884).

[33]“Concert at the Institution St. Joseph,”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3, 1888).

[34]《申报》1874年4月7日。“Madame Arabella Goddard’s concerts,”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8, 1875).

[35]关于戈达德作为女钢琴家在十九世纪欧洲乐坛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英国学者已有专门的研究,请参见Therese Ellsworth, “Victoria Pianist as Concert Artists: The Case of Arabella Goddard (1836-1922)” in The Piano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 Instruments, Performers and Repertoire, edited by Therese Marie Ellsworth and Susan Wollenberg (London: Ashgate, 2007), p. 158. “Madame Arabella Goddard’s Concerts,”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8, 1875).

[36]关于戈达德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巡演及其观众的反应,国外学者也已有专门的研究,可参见A. Teniswood, “The 1870s Australian Tours of Madame Arabella Goddar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1); Adrienne Simpson, “Putting Entertainment on the Map: The New Zealand Touring Circuits in 1874”, Australasian Drama Studies 26 (1995): 153-176.

[37]Hong Kong Daily Express (10 March 1874). Cited in Ellsworth, “Victoria Pianist as Concert Artists: The Case of Arabella Goddard (1836-1922)”, p. 165.

[38]《申报》1874年4月7日。

[39]“Mr. Rémeny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16, 1886).

[40]“Herr. Köhler’s Pianoforte Recital,”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22, 1887).

[41]“Herr. Köhler’s Fourth Pianoforte Recital,”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6, 1888).

[42]F. L.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Musical Times (October 1, 1904), p. 643. “Mr. Crompton’s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4, 1890).

[43]“Professor Sternberg’s Concert at the Lyceum,”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9, 1899).

[44]美国音乐学家汤玛斯 • 考夫曼(Thomas G. Kaufman)在其《威尔第及其主要同辈》(Verdi and His Major Contemporaries: A Selected Chronology of Performances with Casts[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0])一书中曾列出1879年至1915年意大利巡回歌剧团在上海演出的威尔第及其他同时期作曲家的部分剧目。

[45]目前所见的“贝多芬在中国”的研究,大都遵循廖辅叔先生《贝多芬在中国》(载《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页97-99)一文中所勾勒出的时间框架并根据廖先生提供的例证按图索骥。一般都从李叔同1906年在《音乐小杂志》刊登的贝多芬炭画像和他三百余字的《比杜芬传》为起点,继之以丰子恺、鲁迅、王光祈、徐志摩等之贝多芬译名,萧友梅、梅百器与贝多芬作品在中国之最初上演,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文译者与译本,蔡元培的《贝多文》四首七绝,最后或以徐悲鸿的贝多芬画像收笔,或以文革后贝多芬交响乐的重现画句号。博、硕士论文及成书在理论思想和解析方法(如达尔豪斯等的接受学理论)与涵盖的历史时段上(拓宽至文革后)虽有不同之处,但也无例外地均从二十世纪初李叔同之作开始。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在李叔同之前,贝多芬的音乐就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关于贝多芬十九世纪在中国的演出史,笔者已另撰文,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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