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四)

15 04 2021  《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第153~164页;2018年第3期,第104~124页   理论研究  131 次阅读  0 评论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

 

二、音乐创作体裁及特征

音乐创作是“春蜂乐会”成员的重要领域,也是邱望湘音乐贡献的重要部分。邱望湘的音乐创作主要集中在艺术歌曲、抗战歌曲、而他歌曲和儿童歌舞剧领域,并在各领域都留下了具有深广影响的作品,是我国音乐作品文化宝库里的珍贵遗产。

 

(一)艺术歌曲创作

我国艺术歌曲创作源远流长,古代有《诗经》、文人“琴歌”、姜白石的“自度曲”等,积淀了优良传统。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萧友梅、黄自、青主、谭小麟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创作元素,促成我国艺术歌曲从古代向近代形态的转换,开创了既有中国韵味又有西方特征的艺术歌曲形式。邱望湘与“春蜂乐会”成员的艺术歌曲创作,大概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催生的。他们的艺术歌曲以广泛的题材内容和深刻的精神寄托,反映出“五四”以来所表现出的新的人文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依据歌词来源和性质,邱望湘的艺术歌曲可分为古诗词歌曲和新诗词歌曲。

1.为古诗词谱曲

古诗词歌曲通常以著名古诗词为词本,配以精心创作的旋律和伴奏而形成的声乐独唱曲。20世纪初期,在中西音乐文化碰撞、国内战争烽烟四起的时局中,青主、黄自等代表作曲家,以古诗词配曲,借古抒怀,成为20世纪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伟大开端,为其后的同类创作出了有益探索。邱望湘也是其中一位代表。其古诗词歌曲主要集结于《抒情歌曲》[i]中,共收有20首,署名为邱望湘曲的有《赠别》(杜牧)、《花非花》(辛弃疾词)、《西湖苦雨》(李伯瞻词)、《解佩令》(蒋捷词)、《对花》(于濆词)、《送春》(朱淑真词)、《暮春》(席佩兰词)、《春光易老》(俞樾词)、《梨花》(宋琬词)、《关适》(关汉卿词)、《诉衷情》(晏殊词)、《江城子》(苏轼词)13首。

其中《诉衷情》是邱望湘根据宋代晏殊的诗作谱曲而成,是借景抒情、借物抒情歌曲中的代表。该曲借芙蓉、红树、黄叶、流水、道路、鸿雁等物象,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土、思念亲人的忧伤情绪。 

该曲G宫调,4/4拍子。由4个乐句构成的单段体结构,具有起承转合的特点,全曲词曲结合规整,基本为一字对一音的形式。第一乐句为第1~4小节,旋律围绕B角中心音运动,带有朗诵调色彩;第二乐句第5~8小节,旋律在D徵调中成下行二度模进,叹息式音调进行,流露出思念亲人的淡淡忧伤;第三乐句第9~12小节,材料是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材料的综合运用,旋律在D徵调上运动,迂回起伏的旋律线条勾勒出作者难以平复的心绪;第四乐句第13~15小节,材料采用第二乐句材料,旋律回到主调G宫调大山型的旋律线条描绘出不能与亲人相聚忧伤之情。

《江城子》是邱望湘依据宋代苏轼的词作谱曲而成,歌词采用七字句和三字句交替的形式呈现出错综之美,前半部分侧重于描绘雨后初晴的西湖景色,后半部分转向对弹琴人的描写。整个作品词曲结合紧密,节奏规整、曲调流畅优美,浪漫主义色彩浓郁。

《江城子》全曲共22小节,是由(7+4+7+4)四个乐句构成的单段体结构,该曲在遵循民族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洋艺术歌曲中调式调性灵活转变的方法,实践着“C徵调-F徵调-C徵调-F宫调”的变换,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歌曲单一调性布局的突破,既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故有神韵,又不失西方浪漫的色彩。可以说,采用中国民族民间传统的旋律手法发展,借鉴西方音乐创作元素,追求词曲格律的严密逻辑,注重歌词意境与旋律情感表现的交相辉映,是邱望湘古诗词歌曲创作的特点。其作品多采用一字对一音的词曲结合方式,并在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上进行拖腔处理,使作品彰显传统词曲严密逻辑的同时,又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

此外,《汴水流》[ii]也是邱望湘古诗词歌曲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首。该曲通过波浪式的旋律线条刻画出流水蜿蜒流逝远方的意向,拟人化、形象地描绘出妇人思夫的愁苦心绪。

如谱例所示,该曲共16小节,可分各自包含两个乐节的上下乐句,即a8(4+4)+a’8(4+4)的对称性、方整型单一乐段结构,具有典型的二分性前后呼应关系。从使用材料的视角看,第二乐句的前6小节是第一乐句第1~6小节的原样重复,只是最后两小节发生了变化,采用中国民间音乐惯用的“同头换尾”发展手法,两乐句之间是变化重复的平行关系。

乐曲第一乐句的第二乐节(第5~8小节)与第一乐节(第1~4小节)之间的连接遵从了“鱼咬尾”的发展原则,构成独立的乐句结构;第二乐句的前后两个乐节之间也遵从“鱼咬尾”的连接手法。旋律与歌词一一对应;旋律音调与伴奏织体融为一体,几乎与伴奏高音声部完全重合;舒缓的节奏、婉转的旋律,与诗意化的歌词意蕴交相辉映,营造出低回缠绵的意境。

总之,邱望湘古诗词歌曲创作注重依据诗词的意境和韵律来谱写旋律,词曲结合紧密,通常为一字对一音的结合方式。在旋律发展手法方面,邱望湘常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手法,如歌曲《诉衷情》第二个乐句就用了我国民间音乐旋法中常见的“鱼咬尾”“连环扣”的手法。其特点是乐句之间首尾同一音或数音的重叠与重复。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旋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也彰显出作品浓郁的民族风格。此外,邱望湘还善于运用调性变化来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如《诉衷情》由G宫-D徵-D徵-G宫;《江城子》由C徵-F徵-C徵-F宫;《送春》由G宫-A商-D宫-G宫;丰富的调式调性使艺术歌曲起伏变化,形象生动地勾勒出艺术歌曲中隐喻的丰富情绪。可见,邱望湘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既有西方音乐元素,又不失浓厚的民族特性。

2.新诗词歌曲创作

邱望湘是深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一位革新者,他深谙在旧社会和封建势力的摧残下,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婚姻不自由的苦楚。便以艺术歌曲的形式,“我要唱唱唱,唱出的爱情”(《歌》索非词)向封建势力发出挑战,创作了一批以倡导男女平等思想、追求自由恋爱为题材的新诗词歌曲。

这类作品最初发表于《新女性》[iii],如:《在这个夜里》(钱君匋词)、《二月的夜》(缦纶词)、《吻着陶醉吧》(缦纶词)、《只饿着你的肉体》(汪静之词)、《我将引长热爱之丝》(钱君匋词)、《还是去吧》(惠子词)、《爱的系念》(索非词)、《寂寞的海塘》(钱君匋词)、《我要唱唱》(索非词)、《月下》(索非词)、《祇有一个甜蜜的吻》(索非词)、《呼唤》(菱花词)、《凯旋之夕》(沈醉了词)等。后又出版有《金梦》[iv]、《抒情歌曲集》[v]、《寄影集》[vi]、《恋歌三十七曲》[vii]等。

这些歌曲多以爱情为题材,要么抒发男女青年沉醉于爱情之时内心泛发的炽热情感,要么表达孤寂、思念的心绪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我们从中感受到了追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光芒,“对当时封建守旧的社会风气有所冲击。”[viii]

例如,作品《金梦》,F大调,该作品主体部分为由间奏隔开的两段体结构:第1~16小节为第一乐段,第17~20小节为间奏,第21~35小节为第二乐段。作品以红桃借喻的青春的美好,却又叹息青春易逝,蜿蜒起伏的旋律中流露出一丝哀怨。全曲由具有华尔兹风格的八六拍节奏型伴奏织体贯穿。整个作品的材料都以这条“主线”为基础,带有舞蹈风格的律动感。歌曲虽为F大调,但跳进与级进迂回的旋律线条,及有表情的行版(andanteespressivo)又为旋律增添了小调色彩的内敛,显露出歌曲内在的柔婉风格。似有歌者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感触。

邱望湘新诗词歌曲以抒发感情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为主,曲调优美流畅、歌词真挚感人,和声色彩新颖,伴奏织体细腻,赋予了艺术歌曲以新内容和新形式,“适应了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是对封建腐朽思想和社会精神的洗礼,也为青年们摆脱封建桎梏提供了舆论方面的支持,有力地抵制了低俗、萎靡歌曲的影响。”[ix]尤其是“创作以自由恋爱为题材的抒情歌曲……为‘五四’以后思想上获得解放了的青年男女所崇奉、所喜好”[x]引起强烈反响。

 

(二)抗战歌曲创作

在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历史时期,许多音乐家紧扣时代、联系生活,创作了一支支振奋人心的抗战歌曲,如《旗正飘飘》《抗敌歌》等便是代表。这些抗战歌曲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邱望湘没有隔岸观火,而是以高度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创作了许多沟通民众心灵的抗战歌曲,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用。继1939年在《抗战音乐》发表《神鹰远征》后,又在《歌曲创作月刊》[xi]中发表《我的中华》(吴研因词,邱望湘曲)、《四万万人的中华》(邱望湘曲)、《爱国歌》(邱望湘曲)等抒发他的爱国情怀;《献给飞虎队》(邱望湘词曲)、《买花献金》(邱望湘词曲)《慰劳将士歌》(邱望湘曲)、《新中国的军人》(李淑芬作曲,邱望湘编曲)等对抗战英雄的歌颂;以及《年华似水》(柳占青词,文藻曲)、《当兵好》(张恨水词,邱望湘曲)、《空军乐》[xii](胡竹彝词,邱望湘曲)、《壮志凌云》(邱望湘曲)、《血海仇》(杨友群词,邱望湘曲)和《宣誓之歌》(文藻曲)等,都发挥着号召人民英勇抗战的重要影响。后来《卖花集》[xiii]中收有《卖花》《慰劳将士》《爱国歌》《宣誓之歌》《血海仇》《壮志凌云》《先给飞虎队》7首。

譬如,邱望湘词曲的《信誓旦旦》为非方整型的曲体结构(5+3+3+5),作品一开始就出现附点时值节奏,不仅增强了歌曲的律动感,而且还凸显出人民军队果敢英勇的抗战气势。接着上行六度跳进,极具战斗性。其后的下行四度进行,犹如吹响的军号,坚定有力。歌曲除多处运用附点节奏和四度、六度跳进外,还通过一字对一音的词曲结合方式,配以时值较短的八分音符来塑造短促有力的气质。所有这些特征都赋予了音乐以同仇敌忾的决心和英勇奋战的力量。

类似的作品,如《帝国主义》(邱望湘词,佚名曲),旋律以附点八分音符加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型贯穿全曲,词曲结合严密,并在每个句末巧设终止,使乐句与乐句形成排比,以高昂的旋律唱出了他对帝国主义“横行不法”“手段毒辣”的深恶痛绝,也将“号召人民团结抗战”的情绪气势逐层推进。

艺术源于生活,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邱望湘创作的抗战歌曲歌词通俗易唱、节奏铿锵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将中华民族不畏艰苦、英勇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刻画得栩栩如生,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斗志,使人为之震撼。

 

(三)儿童歌曲创作

中国现代儿童歌曲创作始于“学堂乐歌”时期,启蒙音乐家沈心工、李叔同等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曲。随后黎锦辉、赵元任等人也创作了很多儿童歌曲。钱君匋曾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歌曲创作良莠不齐,有的词曲不相等,有的不适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的不适合儿童的语言思维,甚至有的歌曲不健康……,他认为儿童歌曲创作,就是要以符合儿童身心特点和语言思维的优秀作品,给儿童提供情感的教育和美的熏陶。为此,他与“春蜂乐会”成员一同对儿童歌曲的创作技巧、规律等展开了细致地研究,创作了一些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又不失教育价值的儿童歌曲作品。

邱望湘创作的儿童歌曲集中发表于《小学生》和他编的《童谣歌曲创作集》[xiv]以及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其中发表于《小学生》杂志的代表作品有他自作词曲的《卖花女》《野花》《秋虫》《放牛》《打铁匠》《菊花》《笼中的小鸟》,以及他谱曲的《月光娘娘》(郭沫若词)、《请问摘花人》(廖亭芬词)、《报答》(陈伯吹词)等;《童谣曲创作集》中有《天气》《小花和小鸟》《小小姑娘》《放鸽子》《摇篮歌》《牵牛花》《鸟的赛会》《冬老人和春姑娘》《黄狗请客》等;《北新音乐教本》[xv]中有《小军队》《春来了》《採菱歌》《游园》《卖花女》《归燕》《湖中的白鹅》《自由神》等。《小学音乐课本》[xvi]有邱望湘作词的《蜜蜂做工》《青蛙对话》《早起歌》《小小兵队》《我想做个飞行家》《舞歌》以及他作词作曲的《小小姑娘》。邱望湘创作的儿童歌曲“曲调皆活泼流畅,委婉动听,曲趣则为端稳、愉快,雄壮,激昂,足以培养青年的高憇情绪”“歌词,文字力求明白简洁,意义力求新颖隽永,并与曲趣协调。对选字造句曾费苦心,故处处与乐音的强弱及乐曲的节奏吻合。”[xvii]并且常常包蕴着为人处事的道理,具有潜移默化地“寓教于乐”之功效,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体现出邱望湘对儿童歌曲创作的人文关怀。如《秋虫》[xviii]是带有浓厚舞曲性质的一首儿童歌曲,G大调,八六拍子,旋律从弱起小节开始,上行三度模进,波浪式旋律进行恰似蟋蟀时强时弱的歌唱声,配合拟人化歌词表达,形象地描绘出秋高气爽的夜里,蟋蟀用情歌唱的恬淡景象,启示孩子们懂得享受自然的美。

而《放牛》《种花》等意在引导孩子们养成劳动、懂得尊重劳动的习惯;《爱国歌》旨在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家国情怀;《自由天使》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性格特征;《小朋友和白头翁》则反映儿童对大自然的热爱;而《玩浪船》形象地描绘了学生愉快的课间活动场景。

邱望湘自己编的《小学歌唱教材》中有他作词的《纺织娘》《我家》《麻雀的自豪》《秋之园》《好朋友》(白蕊先作歌)、《小朋友和白头翁》《帝国主义》《小小兵队》《自由天使》《菊花》《野花》《我想做个革命家》《催眠歌》《欢迎与盼望》《秋虫》《晚歌》《牧童的悲哀》《世界大同的祷歌》《繁星》《鹰》《好青年》《铁匠的怨命》《口号》《卖花女》;有他作词作曲的《我的志愿》《回想曲》;还有《牛的不平》(白蕊先改编)、《卖布谣》(刘大白作歌、邱望湘作曲)、《冬老人与春姑娘》(吴研因原作、邱望湘改编)、《种花》(朱智贤原作,邱望湘改编作曲)、《卖花女》(邱望湘改编)、《夜姑娘》(陈伯吹原作、白蕊先改编)、《白鹅诗人》(李琳原作、白蕊先改编)、《种豆》(邱望湘作曲)、《水底月》(陈伯吹原作、邱望湘改编)、《舟子》(邱望湘改编)、《我愿》(胡怀琛原作,白蕊先改编)、《请问摘花人》(廖婷芬作词、邱望湘作曲)、《为农夫而歌》(陈伯吹作词、邱望湘作曲)等,均是儿童歌曲的代表。

此外,在钱君匋编的《万叶歌曲集(第一集)》和《万叶歌曲集(第三集)》[xix]中有邱望湘词曲的《泉水》《天清如水》《湖滨之晚》,以及钱君匋作词、邱望湘作曲的《琴韵箫声》等;此外,邱望湘作曲的同类作品还有《报答》(陈伯吹词)、《请问摘花人》(廖亭芬词)、《月光娘娘》(郭沫若词)、《月夜》(沈秉廉词)……

邱望湘创作的儿童歌曲歌词接近生活口语、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活泼优美、结构短小精悍,非常适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音域基本在八度范围之内,易于儿童接受。

 

(四)儿童歌舞剧创作

儿童歌舞剧是一种有故事、有人物、有戏剧性的综合艺术形式。中国的儿童歌舞剧创作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晖为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黎锦晖结合当时学校音乐教育实际,将目光投向儿童歌舞剧创作,代表作品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让人大开眼界,为丰富儿童校园生活,提升儿童审美感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蜂乐会”成员钱君匋、沈秉廉、陈啸空、邱望湘等人也创作了具有时代影响的儿童歌舞剧。比如,邱望湘创作有《天鹅歌剧》[xx]、《傻田鸡》[xxi]、《恶蜜蜂》[xxii]、《魔笛》[xxiii]、《蝴蝶鞋》[xxiv]等儿童歌剧。这些儿童歌舞剧紧扣儿童生活题材,歌词生动形象、语言浅显易懂,曲调均采用五线谱记谱,后附简谱,旋律简单易唱。并且都配有舞台动作、灯光布景以及道具使用等说明,比如《魔笛》第二幕“幕未开,导演者先向观众报告情节;本幕灯光可时常变换;幕闭,三花蹲伏地上,丽连圆绕而舞,待至三花唱时方起立。”以及《恶蜜蜂》中“恶蜜蜂用枪刺小蝴蝶、小蝴蝶大声呼痛而退,小蜜蜂唱……”等,易于青少年学生接受。

邱望湘的儿童歌剧充满童趣,吻合青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在创作形式上打破了乐歌僵化的格局,追求歌曲的独立完整性和艺术性,旋律上追求清新、美好和中国风味,歌词力求真切、自然、流畅……开辟了1930年代前后儿童歌曲创作的新局面。”[xxv]被写进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广受师生爱戴。不仅活跃了当时的中小学校园文化生活,而且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受到真善美的艺术熏陶与积极的人生哲理教育。如《恶蜜蜂》借蝴蝶与蜜蜂之间的故事,教育学生懂得和谐相处;《傻田鸡》借田鸡为了寻觅皇帝向神仙妹妹求助,险些丢掉性命的故事,在表现儿童天真童趣的同时,教育孩子们珍惜现实生活。

 


注释:

[i]邱望湘编:《抒情歌曲》,中华书局,1936。

[ii] 《音乐教育》1936年第4卷,第10期,第5页。

[iii]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介绍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和近代西方世界讨论的各种妇女问题,以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为宗旨。

[iv]邱望湘、钱君匋编:《金梦》,开明书店,1930。16首歌曲中有《金梦》(钱君匋词)、《一生》(陈啸空词)、《犹豫》(钱君匋词)、《哂纳》(沈醉了词)、《美丽的夏娃》(汪静之词)等11首为邱望湘谱曲。

[v]邱望湘、白蕊仙编:《抒情歌曲集》,中华书局,1935。收有《别》《歌》《青春曲》《寄相思》等14首作品。

[vi]邱望湘作曲:《寄影集》,乐艺社,1943。《寄影集》6首作品中有《寄影》(刘大白词)、《寄相思》(刘大白词)和《满怀的烦愁》(陈思静词)为新诗词歌曲。

[vii]钱君匋编:《恋歌37曲》,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恋歌37曲》中有《春风吹绿》(钱君匋词)、《春雨》(钱君匋词)等20首为邱望湘谱曲。

[viii]杨和平:《“春蜂乐会”考》,载《交响》,2008年第4期,第42页。

[ix]同上,第38页。

[x]钱君匋编:《恋歌37曲》,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自序。

[xi]该刊先由革命乐社主编,1942年由邱望湘、姚以让任主编,重庆乐艺社出版。

[xii]该曲曾发表于革命乐社主编的《歌曲创作月刊》1941年第1卷第7、8、9期,署名为邱望湘作词曲。此二者歌词、旋律完全相同。但表中所列为配有低音声部。

[xiii] 邱望湘:《卖花集》,乐艺社,1943。

[xiv]邱望湘编:《童谣曲创作集》,中华书局,1934。

[xv]邱望湘、沈秉廉合编:《北新音乐教本》(第2册),北新书局,1932。

[xvi]陈恭则、陈宗秀合编:《小学音乐课本》(6册),万叶书店,1940。

[xvii]钱君匋、邱望湘编:《新标准初中教本》(第3册),开明书店,1935,编辑大意。

[xviii] 发表于《少年》1930年第20卷,第9期,26页。

[xix]钱君匋编:《万叶歌曲集》,上海万叶书店,第1集1943年出版,第3集1948年出版。

[xx]赵景深歌,邱文藻(望湘)曲:《天鹅歌剧》,商务印书馆,1928。

[xxi]邱望湘、张守方:《傻田鸡》,开明书店,1931。

[xxii]同上。

[xxiii]邱望湘、钱君匋:《魔笛》,儿童书局,1931,第11页。

[xxiv]邱望湘、钱君匋:《蝴蝶鞋》,儿童书局,1936。

[xxv]同[viii],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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