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精神与当代生活(下)

16 04 2021  《音乐研究》2020年第6期   理论研究  114 次阅读  0 评论

贝多芬的精神与当代生活

 

自然与道德

1820年初,贝多芬在一个对话本中,摘抄了天文学家约瑟夫•利特罗夫《宇宙哲学的思考》一文中引自康德的格言:“道德律法在我们心中,星光熠熠的天堂在我们头顶。康德!!!”作曲家在康德名字后加上的感叹号,反映着他对此话的认可和支持。因为,这句格言指向了贝多芬终生关注的两大领域——自然与道德,以及它们在哲学层面的内在关联。由于不受礼仪和教条的局限,作曲家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令他愉悦、给他安慰的大自然。贝多芬自幼在莱茵河畔长大,对于田园风物有着天然的好感。他将对大自然的爱好带到维也纳,经常到乡下居住和旅行。耳聋的症状日益明显后,贝多芬更把田园环境当作自己的庇护所,不仅远离都市的社交和喧嚣,还能助他潜心创作。

1808年,贝多芬创作了《田园交响曲》,向世人奉献一片融于心灵的自然。他为全曲的五个乐章冠以标题,通过音乐刻画丛林、小溪、鸟鸣、山谷、暴风雨等自然风物。这不仅挑战了古典交响曲的传统审美和作曲技法,还为后世“标题交响曲”的创立开辟先河。晚年的贝多芬从大自然中收获欢乐和启示,逐步将田园视为超越疾病和苦难的信仰之所。面对维也纳社会的政治倒退和社会危机,贝多芬通过音乐向大众发出呼唤,鼓励人们在宏阔的宇宙和思想空间里重树道德和信仰。

1814年,贝多芬在刚刚跨越了“维也纳会议”带来的个人巅峰后,曾在致约翰•尼珀姆克•坎卡的信中说道:“对于我们的贵族体制,以及其他各种贵族制度,我将不会为他们创作任何。报纸已经报道了所有。对我而言,心灵的帝国才是最为宝贵的,高于任何精神或世俗的君主政体。”显然,贝多芬在当时的胜利热潮中,显示出可贵的冷静态度和真知灼见。“心灵的帝国”是他心中梦想的乌托邦,也是他尽力摆脱孤独、病痛和社会纷扰的精神寄望。

1821年,贝多芬在致鲁道夫大公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比其他凡人更加接近神性,并通过这种接触将神性的光芒传播给人类更高级的事情了。”这句话进一步点明了《庄严弥撒》的创作主旨,也为《第九交响曲》的音乐发展设定了目标。贝多芬对席勒诗作的长久钟爱,以及对大众的迫切呼召,使他终将《致欢乐》谱写成《欢乐颂》作为全曲的顶冠。席勒诗作中表达的兄弟情谊,透过合唱终曲鼓动着舞台上下,化为人类渴望却难以达到的理想欢歌。

 

贝多芬与当代生活

身处两百多年后的当代语境中,笔者对贝多芬艺术生涯与精神世界的回顾、评价,一方面是向这位独立作曲家的音乐成就和深远影响表达敬意,另一方面则要提醒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关注,共同思考贝多芬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笔者坚信,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这是由人类普遍的生理条件和心智属性决定的。不同时代的人们拥有彼此相似的情感经验,也都面对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贝多芬作为19世纪初的“当代人”,善于同历史牵手,这不仅帮助他熟稔古典时代的作曲技法,而且逐步明确个人的创新方向,把握住音乐风格的新旧平衡。更为重要的是,贝多芬从欧洲文化传统中探索人类永恒的精神所需,将其化为个人作品的表现主题。他的音乐被直接赋予了一种彰显魅力的永恒性和当代性,这也正是贝多芬拥有持久文化影响力的核心原因。

贝多芬的活力与个性,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它们的各自属性和相互联系。他的音乐中焕发的活力,符合当代人的行动脉搏。然而,这种力量却并非外力挤压驱迫形成,而是一种主动展示和有策略的构建。在要求事事高效,追求庞大产出的现代生活里,人们因过度奔忙身心疲惫。贝多芬音乐展现的活力,却不会给人再添重负,而是使人获得动能,并思考如何做出改变。它提示我们活力的标准应是主动与多元,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迸发伸展。面对高度模式化的生活状态,人们不可避免地倒向趋同和平庸。然而,贝多芬带来的活力却能激发勇气与动能,挺身维护和发展个性。作曲家的人生个案显示出,突出个性并不意味着塑造完美,而是追求真实表达、思想独立。尽管这会带来矛盾与痛苦,却能捍卫自主精神免受威吓与怠惰的侵蚀。

继承与创新是贝多芬音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精神品质。它提示我们不应放弃对历史的认知兴趣,而要把它视为引导进步和创造的经验阶梯。历史传统不是横于我们面前的阻碍,更不是对现代生活的威胁;相反,对于历史的深度认知,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自己的位置和处境,确定发展的标准与方向。贝多芬应对扑面而来的传统压力的方法,不是抵制拒绝或狂妄无视,而是通过勤勉而有策略的学习实现个体超越。这需要天赋才华作为支撑,是一场满怀期待的文化历险。作为一位幸运儿,贝多芬在走向盛年时已经赢得了它,并将个人的音乐创造推向新的制高点。这样的人生轨迹令人心生羡慕,亦能鼓舞我们对未来发展精确规划。今天,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面对的历史积累令人生畏,此时正需以贝多芬对待传统的态度循着创新的目的展开学习,并以得自历史的经验和灵感在职业生涯中开拓前行。

抗争与忍耐是贝多芬面对人生磨难的两种情感状态。它们被作曲家有意识地融入作品之中,演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特征。20世纪以来,贝多芬的抗争精神被人们越发强调。“扼住命运的喉咙”这句名言,更坐实了大众对作曲家的符号想象。全世界近百年来至为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抗争成为亿万大众争取解放与公义的手段,而贝多芬的音乐作为鼓舞大众斗争精神的文化利器,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和褒扬,成为英雄主义和正义斗争的艺术象征。如今,学术界把贝多芬的“英雄性”作为其代表性风格的一个方面,而将更多目光聚焦于复杂、微妙的传记与音乐细节,强调他在艺术表现上的多元性。在这其中,“忍耐”成为人们对贝多芬艺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它不仅对作曲家晚年的创作心态予以解释,而且帮助我们找到贝多芬内心世界一对重要的平衡关系。人们还可透过贝多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自我调和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代人在为光明和正义努力奋斗的同时,亦要相信,忍耐不仅是自我保护的美德,还是一种直面苦难、勇于超越的选择。

自然与道德是贝多芬时代知识精英关注的两大主题,也是人类面对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两种本质。贝多芬对田园的亲近和热爱,很容易引起当代环保人士的共鸣,而他本人也成为遭遇不幸的人们力图从外部世界重获希望的楷模。贝多芬一生的另一个突出方面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行与弘扬。他的音乐为受苦者带来安慰,对奋斗者给予鼓励。他的勤奋与敬业,律己与反思,以及对艺术和科学的崇尚,仍然是我们可资借鉴、学习的榜样。贝多芬的人生和音乐中焕发的蓬勃力量和进取精神,凝聚成一种正向的人格,成为砥砺前行者心怀的价值标准。

贝多芬能够给予当代人的最大影响,是通过音乐传达的精神力量,将个体的内外世界支撑起来,助其成长。然而,当我们认真观察当代环境就会发现,人们对于这种人生状态的追求是薄弱的。追逐利益的现实世界,使一切历史传统和精神价值相形见绌。各种负面因素充分证明了当代社会依旧存在诸多缺陷和危机。“不要这些声音!”贝多芬面对人类窘境发出的坚定呼号同样适用于今天。如果罗曼•罗兰和贝多芬的早期研究者们,凭借他们的著作在20世纪上半叶为遭受苦难的人们点燃人道与希望之火,那么,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兢兢业业、努力拼搏的人们,维护着社会的良性运作、道德标准和人性尊严,贝多芬就应该为他们所知,并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音乐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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