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苑撷英 | 音乐家的摇篮——关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研究

21 06 2022  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院校 - 华北  211 次阅读  0 评论

关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身——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研究

 

编者按:

今年6月1日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建校65周年,而其前身则是1945年在重庆青木关成立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本文曾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在此有删改。

 

1945年在重庆青木关成立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少儿音乐学校,其不仅将一批抗战时期的难童培养成为优秀音乐人才,还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一、青木关时期(1945—1946)

1945年,国立音乐院时任院长吴伯超,为实现“建立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真正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队”的愿望,召集梁定佳、黄源澧、章彦等人,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的200万金圆券,建校舍、聘教师、购教具……经过一系列的酝酿、筹备和实施,在离重庆市中心约50公里的远郊青木关的山腰上,建立了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其校舍与国立音乐院大学部南北斜对,分处于成渝公路两侧。

1.学生生源和生活待遇

幼年班的学生,除一小部分来自普通中、小学校,绝大部分都是战时保育院里的难童。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保育院的孩子较为集中,便于招考;二是因为保育机构的难童更能吃苦,学习上会比较努力。而只招收男孩,则是因为女孩在未来会有诸多不便之处。

幼年班学生的生活待遇在所有公费学校中属于比较高的。比如伙食是每餐四菜一汤,每周末打一次“小牙祭”,月底更是有一次较为丰盛的聚餐;学习所需的费用不仅一概全免,每年还发放衣服、学习用品等。这样的待遇在抗日战争处于尾声阶段,社会动荡不安的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

2.入学考试

幼年班的考试,主要依据美国音乐心理学家C.E.西肖尔于20世纪20、30年代编制的《音乐才能测量表》。该测试要求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区别两个音在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由浅入深,以考察被测试者的潜在音乐才能。

除了考试严格以外,幼年班还有着十分严谨的淘汰制度。据马育弟①说,“入学考试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人的音乐潜质,有些学生入学考试成绩很好,但入学后却发现跟不上教学进度,于是便被遣返……”所以,尽管招生人数较多、范围较大,但实际在读人数最多时也只有一百多人。据梁庆林②说,幼年班是以报到顺序确定学号的,无论前面的学生是否还在班中,学号也都依次顺延。因他是幼年班迁到常州后第一个报到的,学号为141,故据此推测,幼年班在青木关期间曾招收140人。

3.专业和课程设置

幼年班于1945年9月开学,按学生的文化程度编为四个班,一、二班为高班,三班为中班,四班为小班。除了设有“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③等音乐基础课,还开设了“国语”“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公民” “美术”“体育”等文化课。后者按照规定,统一使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这样的课程设置,第一可以使学生在接受专业音乐教育的同时,还可受到正规、完整的国民教育;第二将来如需转回普通学校学习,学生不致耽误功课。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幼年班培养的是具有全面文化修养的音乐家,而绝非只会演奏技能的“乐匠”。

根据交响乐队的编制,幼年班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学生们的专业,则是依据他们的身体条件和性格特征等进行分配。考虑到这些学生年龄尚小,身体还不适合学习管乐等专业,所以,除弦乐组学生外,其余专业的学生都暂时主修钢琴(弦乐学生副修钢琴)。

4.师资及授课情况

这时期幼年班的班主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生活指导,分别由梁定佳、黄源澧、彭善宝(李洪辛)、郑华彬、黄蕊秋担任。在专业课方面,有小提琴教师王人艺、张季时、杨毓芝、章彦等,大提琴教师黄源澧、王友健、马幼梅、毛月丽等,视唱练耳、乐理教师钱宝华、刘文英,音乐欣赏课教师梁定佳;在文化课方面,有算术教师江子麟,美术教师王辉庭等。

幼年班所聘教师,大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例如黄源澧老师,曾担任中华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1945年应聘到国立音乐院任教。在幼年班,他不仅教授大提琴,还是教务主任(后曾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主任、附中校长、管弦系副主任和主任)。

又如教算术的江子麟老师,是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江定仙的父亲,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同学。再如曾教授过语文课的训导主任彭善宝(又名李洪辛),是20世纪40年代末著名话剧《大凉山恩仇记》的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从事电影编剧工作。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总务主任郑华彬。郑老师是印尼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抗战,先是在国立音乐院主管后勤工作,幼年班成立后就留在了学校,一辈子恪尽职守,兢兢业业。

5.迁班

经过在青木关一年的学习,学生们的专业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已可以演奏一些简单的小型乐曲。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及其幼年班奉命“复员”南京。由于南京校舍紧张,幼年班只得被安置到吴伯超院长的家乡常州。1946年暑假,幼年班老师和经过甄别留下的50余名学生④,迁班到常州。

 

二、常州时期(1946—1949)

1.常州的新校址

幼年班的新校址设在常州一座废弃的原名“灵官庙”的庙宇里。师生们从青木关北上陕西,沿陇海、津浦、京沪三条铁路,经过月余的颠簸才到达那里。“灵官庙”的面积很小,并不适合用作学校,但与相对闭塞的四川相比,这里的学习环境要更开放一些。

2.招生及入学考试情况

由于战时保育院已经取消,从1946年到1948年,幼年班开始在南京、上海、无锡、常州、杭州等地,面向社会招收新生。与在青木关相比,常州时期的考试内容要简单一些。据当年在上海报考的黄晓和⑤说,他是1946年春天,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后去参加考试的。最先考的是文化基础知识,笔试过后是测试音乐素质,由老师弹奏单音、旋律片段等让学生模唱,弹乐曲让学生打拍子,弹两个不同的音让学生比较音的高低……以此种方式来测试学生的音乐感觉和潜在素质。

虽然考试内容相对简单一些,但淘汰制度依然与青木关时期同样严格,那些专业不合格、性格顽劣及少数依仗家庭条件优越而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均被淘汰出去。

3.课程设置

1946年,幼年班招收新生大约100人,加上从青木关“复员”过来的50多人,共150多人。全体学生依然是按照文化程度分班,最初分为八个班,后合并为五个班。教学内容及考试方式,也基本与青木关时期相同。文化课设有“国语”“英语”“算术”“社会”“自然”“图画”等,仍旧使用教育部统一审定的中、小学教材;音乐基础课设有“视唱”“练耳”“合唱”“音乐欣赏”等。此外,由于学生年龄已有增长,开始设立管乐专业。

4.师资及授课情况

迁班常州后,由于梁定佳逝世,班主任改为赵东元,副班主任为黄源澧。教师队伍在原有基础上,又新聘请了一些。如有管乐教师夏之秋(兼教基本乐科)、陈传熙(兼教基本乐科),小提琴教师关筑声、盛天洞(雪)、徐威林,钢琴教师潘美波、张隽伟、范继森、赵玉华,视唱练耳教师刘佳音,乐理教师刘眠星,语文教师邱扬华、廖辅叔(兼教音乐欣赏)、鲁启琨,美术教师黄若素等。

1947年以后,吴伯超院长在上海聘请的几名外籍教师,也来幼年班授课。其中有教小提琴的阿德勒、普杜什卡,教大提琴的佘甫磋夫,教长笛的奥门、皮钦纽克,教单簧管的菲奥尼克。他们每周都从上海赶到常州,有的还要在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常州两地奔波。除了教学,这些外籍教师也在灵官庙的礼堂里举办过音乐会。

5.组建管弦乐队

随着学生演奏水平的提高,幼年班组建了管弦乐队。乐队指挥是黄源澧,排练的曲目多是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如海顿、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人的管弦乐作品和歌剧选段。

国立音乐院有在每年6月和11月举办夏季和秋季音乐会的惯例,幼年班管弦乐队先后两次赴南京,与音乐院大学部联合演出。第一次是1947年11月,分别在学校大礼堂和南京著名的介寿堂演出两场。第二次是1948年6月,在南京 “介寿堂”演出两场。演出的节目有维瓦尔蒂《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歌剧《卡门》选段《哈巴涅拉》和《斗牛士之歌》,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等。其中幼年班的黄晓和、马育弟、盛明耀在音乐会中担任独奏。

6.动荡时期的学习生活

1948年秋到1949年春这段时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纷纷逃往台湾。没有了经济支持,只拿到维持三个月生活的“六十斤米钱”⑥的幼年班,陷入困境,难以维持,不得已,只能将附近一带有家可归的学生遣散回家,余下的则留守在常州等待解放。

常州的解放令同学们兴奋不已,他们不仅走上街头贴标语欢迎解放军,还积极配合部队举办各种演出活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4月,幼年班学生在由音乐教育协进会于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儿童音乐比赛会”上,囊括管弦组所有奖项。

 

三、并入“央音”(1949—1951)

1.曲折的迁津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立音乐院及幼年班也将迁往天津。但是由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新校舍尚未修缮完成,一时难以接纳这部分师生,搬迁工作遇到困难。然而,当时的幼年班已经处于没有实际负责人管理、生活困窘不堪、学习无法进行的状态,除了迁津之外,已别无其他改变现状的办法。这种状况在1949年12月12—13日间黄源澧和1949年12月15日幼年班留校学生,写给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吕骥的信中均可看出:

“暑期中本有迁宁之议,后悉均由中央接管遂一直拖挨,至今学校已呈解体状态。⒈ 租用之校舍早已满期,其年来失修,除二三个教室外连寝室也漏雨。……⒉ 教务上根本无法推动,现在专科教员一个也没有,文化课教员残缺不全,教务处一个职员也没有。现在除仍留教员授课外,每天由予上合奏两次,廖辅叔上政治课二次,乐器、乐谱、乐弦、簧片不能添置修补。比如“巴松”只有一个旧哨子,但是有两个人要吹。⒊ 最严重的是学生生活问题,……每天一干二稀,……无一顿饱食,衣裳被盖不够,尚有睡草席者。其他剃头、洗澡、文具、书籍,均无法解决,影响到情绪上万分恶劣,怎样也安定不下来。”⑦

同样在学生们的笔下也有对当时生活、学习情况的类似描述:

“说到学习,起码得有书籍、笔、墨、纸等等的东西,可是我们却一样也不可能有。……木管乐器的簧片也已经用得光光的了,这样一来连我们学习的主科,练习都发生了问题。这里教技术课的先生走到没有了,普通课的先生也只有两三个……我们现在是每天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可是每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很冷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棉衣……这些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已经拿了您给南京军管会的公函去请求过了,可是半个多月了我们还没有得到结果……” ⑧

2.幼年班的新生

直到1950年4月15和16日,南京国立音乐院教职员工、学生96人,幼年班师生72人才分别抵达天津,并于同年5月2日开始正式上课。⑨由于此时幼年班的学生都已长大,故幼年班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7年6月1日在此基础上成立“附中”),从此开始了它崭新的一页历史,同时也为学生们在国立音乐院幼年班风风雨雨四年多的学习生活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据中央音乐学院“1949年幼年班第二学期教师、学生人数统计”,“学生名单和1950年少年班教师名单”的档案记载,由常州迁津的教师为9名,分别是主任赵东元,副主任黄源澧,讲师钱宝华、刘文英、邱扬华、王辉庭,教员蔡而和,助教刘眠星、鲁启琨;⑩学生分为五个班,共63名。而1950年由于名额编制所限,幼年班并没有招收新生。⑪直到1951年,才开始招收包括女生在内的新生。

 

结 语

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其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培养了大批优秀音乐人才。他们成为全国多个专业表演艺术团体和各大音乐院校的初创者和业务骨干。如在指挥和演奏方面有:张子文、王恩悌(以上为指挥)、高经华、梁庆林、阿克俭、张应发、殷汝芳、蔡纪凯、朱信人、黄柏荣、朱工七、岑元鼎、胡国尧、马育弟、盛明耀(以上为弦乐)、李学全、刘奇、谢厚鸣、方国庆(以上为管乐和打击乐)等;在音乐教育方面有:黄晓和、毛宇宽、王永新、胡炳余、赵惟俭、李向阳、郑石生、徐多沁、祝盾、严正平、刘守贵等;在作曲方面有:金湘、田丰(保罗)等。

除了培养出一批优秀音乐人才,幼年班也为中国少儿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来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基本承袭了它的学制。此外,国立音乐院及其幼年班的办学经验,也对现今音乐院校推行的附小、附中到大学一体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注释:

① 马育弟,大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1945年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招收的社会考生。

② 梁庆林,小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小提琴首席。原在西安第二保育院,1946年考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

③ 音乐欣赏课当时不列为正式开设的课程,只作为丰富学生音乐知识的“业余课程”。

④ 迁班过程中,途经西安和宝鸡,招收进5名学生,西安的是何金祥、高经华、张子文,宝鸡的是梁庆琳、袁世正。

⑤ 黄晓和,1946年于上海招收的社会考生。后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音乐理论家,教育家。

⑥ 黄源澧于1949年12月12—13日写给国立音乐院报告宁、常情况的一封信中写道:“……由过去的全部供给到现在的南京发的六十斤米钱(实购五十斤),每天一干二稀……”

⑦ 同⑥。

⑧ 选自幼年班留校学生1949年12月15日写给国立音乐院报告学习、生活情况的一封信。

⑨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1950—1990)》中记载:“1950年4月15日,南京国立音乐院教职员工学生九十六人携该院乐器、书谱和其它财产抵院。16日,常州幼年班师生七十二人抵院。……5月2日,宁、常迁津学生开始上课。”

⑩ 参考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教职员工统计表,原件现存于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⑪ 《中央音乐学院1950学年度暑期招生工作汇报》记载:“本年度招生主要是解决在职干部的学习问题,招收普通科新生五十五名,本科各系及少年班由于名额编制所限,均未招生。”

 


主要参考文献:

1.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国立音乐院校友录筹备组编:《国立音乐院校友录1940——1949》,1988年1月版。

 

文: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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