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梅丨《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序

25 03 2022  仪式音乐中心   教育 - 综合  262 次阅读  0 评论

《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序

 

【编者按】2019年4月,由德裔美籍人类学家伯特霍尔德•劳弗(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于1901至1902年间在北京和上海录制的399个蜡筒录音,以数字文件的形式回到了中国。2022年4月,中国音网与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将联合出品《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为公众揭开这批120年前珍贵历史档案的面纱。《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由乔建中与萧梅主编,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包括总览册、物件与历史照片册、信件册、唱词册和光盘册(21张CD)。此文为萧梅撰写的序言。

 

“没有一条路是我没有走过的,没有一个山洞是我没有进入的,没有一块石头是我没有检查过的,没有一块石碑是我没有复制过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我好奇而没有探察过的……”

 

——摘自劳弗1901年11月9日从中国上海寄给弗朗茨•博厄斯的信

 

这段引文,是劳弗经受了霍乱之苦,在普陀山被那里的新鲜空气、“镜子一样地光滑”的海面、以及社会景观中人间佛教的日常“形态与实践”所治愈后,在该“祝福之岛”所展开收藏调研的自白。这封信,在劳弗信件中属于长篇,而它特别触动我的地方,不仅仅因其内容曲折而丰富,包括了细致可感的人际、事务、社会、自然,以及这位早期人类学家在异国的辗转、伤病、心绪,工作和思考;另外,也和他字里行间不断提及的“骑马”,引发我自己一种隐隐作疼的身体记忆相关:我唯一一次超过一个小时的骑马经历——1995年初在云南丽江虎跳峡的悬崖峭壁——它不仅危险,更因为到达目的地后,我的膝关节完全失去了伸直的功能而无法走路。诸如此类的触觉、味觉、视觉、嗅觉、听觉……,不知为何竟贯穿在我聆听和阅读这部以“劳弗特藏”为内容的《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的全过程。

如果说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以他者的“观测”作为关键词,概括了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行为,无论是想象、洞察,还是偏见,都不可免于持镜观测者自己的立场以及这一立场所依凭的时代背景与主观前见,因此“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那么,“劳弗特藏”又将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批由339件蜡筒回放并转制为21张数字化CD的“中国最初的”历史录音,连同“唱词册”“物件与历史照片册”“信件册”“总览册”的集成, 却并非“他者”远观的“故事”;虽然它们录制于“他者”之手,但又是在一个确切的时空里,实实在在记录下来的“中国声音”。可不是吗?尽管我们可以从马戛尔尼日记中看到“中国水手非常强壮,事情做得也很好,不停的唱歌吆喝”,进而推测这可能是某种“劳动号子”,也可以从随同他来华的“总管贡物官”巴龙(John Barrow, 1764-1848)撰写的《中国行纪》(Travels in China)中,读到以五线谱首次记录的《茉莉花》曲调和拼音歌词,但无论如何“转写”,无论它被翻译为多少国文字刊行,我们都无法真正听到那些歌声。因此,面对“劳弗特藏”,我们无法主观选择,只能竖起聆听的耳朵,以“物”为准,援“物”溯源,怀揣失而复得的心理,听尘封的历史自己诉说。

2019年迄今,围绕这批特藏的“归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响档案馆(ATM)在魏小石博士的推动下,形成了该馆与中国相关音响制作、研究机构的合作机制。作为联合出品方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主持了2019年5月28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百年前的劳弗中国录音特藏暨音乐档案建设”圆桌会议,又在2019年11月4-6日举办的《太平洋地区音响档案的保护策略》国际工作坊中,专辟出由魏小石博士、凌嘉穗(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瑞尔•肯德尔(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帕特里克•菲斯特(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响工程师)、金桥(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副教授)组成的围绕“1901-1902年贝索德•劳弗的音响集成”专题研究单元。在圆桌会议之时,由于我们事前已将部分录音发给上海一些传统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研究者,以及老录音爱好者和唱片藏家,因此讨论中已经初见由听辨而来的“鉴史”成果。其后,我们又组成了专题研究小组,并于2020年7月7日,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以专题小组形式,发表了学术研究论文。其中金桥所撰写的《石破天惊、二弦传奇——“伯特霍尔德•劳弗档案”胡琴演奏曲探析》于《中国音乐》2020年第二期发表。三个月后,“中国最初录音”专题研究组的几位成员——预计的英文项目出版物主编韦慈朋教授(Witzleben J. Larry)、金桥副教授、帕特里克•费斯特和凌嘉穗,以及我本人再次以专题组形式在美国民族音乐学会(The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后文简称SEM)年会上发表论文。后面两次会议的发言,引发了国内和国际学者的瞩目。如果说在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国内学者对劳弗录音研究的关注更多的在于它的史料价值以及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意义;在美国的SEM年会上,它所引发的热度则除了劳弗录音所揭示的中国音乐历史及其价值,还包括了对于劳弗录音的目的和方法,我们在今天如何展开对历史录音的研究,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以及与社会的互动,让历史录音不仅在“归家”中回到源生地,还能具有更多实际的意义。《音乐文化研究》2021年在第一期与第二期开设了劳弗特藏的专栏,特约上海音乐学院课题组成员发表了《劳弗“蜡筒”中的历史回声》(萧梅、凌嘉穗)、《穿越百年的聆听:“劳弗特藏”中上海部分戏曲蜡筒录音的音乐学研究》(张玄),《再探“伯特霍尔德•劳弗”档案中的<上海胡琴>》(郭羿努)三篇研究性的论文(前述金桥所撰以及这三篇论文已都将刊载于本“集成”的《总览册》中)。而课题组张玄副教授,亦以这批历史录音为基础,获得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世纪初上海早期戏曲录音的音乐形态与文化阐释》(21BD067)。

于我而言,更为欣喜的是在这些学术作业之外,看到劳弗录音所诞生的这片土地上的当代音乐人对传统探索的孜孜不倦。就在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郭羿努撰写的论文后,我接到广西艺术学院一位学生来信,信中说她将公众号中《上海胡琴》的录音发给板胡演奏家薛首中先生后,薛先生即时判断为“戴指帽演奏的低音板胡”。一首曲子,由胡琴——中音板胡——低音板胡,不同的判断牵出判断者不同的音乐记忆。薛先生从小在晋北的梆子剧团拉板胡,他认为这段录音与当年梆子剧团里俗称“大瓢”的低音板胡相似,并且是戴着指帽演奏的。虽然,当年的录音由于设备转速等原因,今天的回放是否存在失真并不好说;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间也无中高低音胡琴的区别;然而,从梆子腔系的乐器出发,与剧种曲牌考证的结果却相去不远。而在三个月后,这位学生再次发来了薛首中先生用“大瓢”(又称“葫芦子”“呼呼”)复原演奏的《上海胡琴》,听觉效果可谓惟妙惟肖。如果说金桥以自己手中的二胡,复奏出“劳弗特藏”中唯一的这首琴曲,并揭开了“历史知情表演”(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 HIP)的帷幕;那么薛先生的“大瓢”则再度以琴声与历史共鸣。

录音本身,可视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当“劳弗特藏”隐匿于档案馆的储物柜里,它只是一份如同冷库标本似的“旧时代的遗留物”。当这份音响得以回放,它重获生命的方式也可一分为二:或者是一份份去语境化的作品,留待听者不同的感受;或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再度语境化,尝试连接过去与现在。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强调藏品之“物”(artifact)的“本体论”所在。此“物”的本体论,意味着它并非完成了的客体(档案),更是一份“等待物”。后来者的“聆听”和“凝视”,后来者的使用和解读,在让历史流动起来的同时,也将以自己的知识参与其中,种下新的生命之树,结出新的知识之果。事实上,正因为有此“等待物”,才使一切成为可能。由此,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在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前辈们如何为“缺失声音”的音乐史遗憾,又如何为撰写有声的音乐史而付出的努力。

当然,我们之所以能拥有这份“等待物”,不能不提及劳弗以及促成劳弗探索中国的时代与学科背景。我们可以从这部“集成”的相关文字中,了解劳弗其人以及促成此事的著名美国人类学前辈弗朗兹•博厄斯。他们在这一考察中所扮演的角色,描绘出了那个年代人类学的侧影,无论是在“杰瑟普北太平洋远征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还是“雅各布•希夫中国远征项目”(The Jacob Schiff China Expedition),远征的色彩,总抹不去殖民、市场、全球化的身影,也抹不去以“ethno-”为前缀的学科先天具有的灰色。

 

“12月,一个冰冷的夜晚,我站在城墙的缺口处,被蒙古的沙尘暴吹得东倒西歪,监督板条箱的装载,我突然想到,这个缺口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如果我为了收藏品拆了墙,那么我以后或许也能在这里和他处拆掉其他的墙⋯⋯ 拆掉厚厚的无知、文化傲慢和种族偏见的高墙,这个想法,如何?在这个中国,到处都是墙,每栋房子和每个院子都有墙,心和思想都有墙,这些墙什么时候才能拆掉?而分隔东、西方的壁垒何时会倒下?”

 

——摘自1903年12月4日劳弗写给博厄斯的信

 

劳弗此处的潜台词流露着他作为他乡异客,既对中国文化有种种隔膜,又对身为欧洲人所深感自责。毕竟,那个年代历史的裂缝,恰是《辛丑条约》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风雨中。因此,我们在他的书信里,读到了他对于缪勒(德国东方文化和语言学者,柏林民族博物馆藏品负责人)大肆收藏八国联军劫掠之物的愤慨;字里行间也读到他对于学术的执著,看到他杜绝“只是在湖边走走”,而要“下到湖的深处”的奋不顾身。还在“杰瑟普北太平洋远征队”的时候,他与走马观花的福克(美国考古学家),就能否在“一整个冬天忍受臭味、油污、虱子、麻风病和腐败的食物”生存下去的矛盾,足以见出他作为人类学家的素养和坚定。

劳弗信件中披露他与当地人同住,以便了解阿伊努人的体毛特征,并在Poronai山谷搜集了所有人的身高和体征数据。这不能不令我联想到早期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的作业惯例——维多利亚时代人体测量学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多样性是有形地依赖于皮肤和相貌的简单假设。当然,我们还从中读到从西藏高原的布达拉到东海中的普陀山岛,连同完整录制的梆子剧目《大香山》,其实都隐藏着劳弗对藏学研究中观音道场的念想。作为以西藏的文化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且先后在柏林和莱比锡学习了包括法律、文学史、艺术史,以及民族学、汉语等亚洲语言的学者来说,劳弗在东亚的“远征”有着他自己的学术理想,他和博厄斯希望在以人类学为原则的资料收集中,注重探索中国的文明以及东亚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纽带(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并建构当时在美国“尚未存在的中国民族学体系”。虽然,在劳弗个人的关注或者是其身后背负着的西方立场中,我们不能不看到一种跨区域的全球觊觎。在原有朝贡贸易和册封体系瓦解的世界格局中,这种觊觎或者说是视野,从萨哈林岛到库页岛切入的中-日-韩-蒙-俄,再到西藏-突厥-伊朗-印度-马来-菲律宾,带来了暗流汹涌的资料收藏大潮。从另一个角度,也使得我们在今天可以于欧美各国的博物馆中找到当年处于传统与现代断裂式转折点上的、中国和东亚的种种历史瑰宝。在这些历史遗留物中,我们得以看到文明的空间分布。比如皮影研究中所透露的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以及印度、暹罗、爪哇之间的源流关系;比如史诗《格萨尔王传》如何与古希腊的荷马、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如果说这些欧美各国的实物收藏,如若劳弗当年的定位,是“仍然活在人们体内的共性思想”,那么这些藏品一旦被开放研究,其整体将构成如汤因比所言的“历史研究单位”——一种“可以自行说明的研究范围”。

正因为如此,藏品和档案的“遣返”或“归家”方成为后殖民时代学术反思与实践的一个热点。而互联网时代,亦恰逢其时地为资源的共享带来了种种便利。但无论如何,我们自己的档案资料建设依然是迫切的。远的不说,就拿“一带一路研究”或者“中非关系研究”来说,我们自己手里能够用的上的资料又有多少?!劳弗在当年读到《皇清职贡图》时,曾经兴奋于中国人对原住民资料采集的报告,并认为这部著作“表明在18世纪中期,中国人在民族科学方面比欧洲在19世纪中期更为先进”。其实不止于此,稍晚见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亦然。而它们的“志书”科学性,可以追溯的前缘更早。只是如风吹过的声音本身,要留下它们的声纹印迹,只有等待录音技术的发明。由此,我由衷感叹中国音乐学的前辈杨荫浏先生在得到第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就立即南下录制了阿炳著名的胡琴和琵琶曲。而音乐研究所以及1950年代各省的“音工组”也在艰苦的环境下,展开“摸家底”的收集整理工作,进而奠定了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基本资料。再接着是“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代,遗憾的是,其中蒐集资料和档案实践的学科方法却一直难以持之以恒。因此,百年之后重新“归家”的劳弗档案及其后续的研究,望能给予中国音乐界更多的启示。

感谢中国音网,为《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的出版付出的巨大努力。这套资料,还有十分深厚的蕴藏值得历史学家、音乐学家们研究和钩沉。我也衷心期待,在藏品或档案“归家”已成为学界共识的当下,能有更多如魏小石这样的学者,为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音乐资料“归家”牵线搭桥。

 

萧梅

2022年1月1日星期六

于上海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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