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丨“路学”视域下的史地音乐研究——以“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文化考察为例

10 05 2022  《人民音乐》2022年第三期   教育 - 综合  67 次阅读  0 评论

通过“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来探讨史地研究在实践中的理论建构与实际应用。

 

道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空间物质实体,在人类历史变迁、区域化政治经济、人类族际间社会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路学”内涵广泛,包括文化通道、走廊学、流域学等近年来人类学热议的话题,亦应和了国家当下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决策。“路学”语境中的音乐研究,就是将音乐现象与通道流动边界、族群身份、生态格局以及文化认同等多元共生要素融为一体,进而理解音乐的统合与差异、关联与特殊,阐释历史上文化通道与族群音乐的史地流播关系,从而营造“路文化”中音乐的整体性现象。本文企望通过“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来探讨史地研究在实践中的理论建构与实际应用。

 

一、整体凝视:“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的集合与史地建构

源自边疆学的史地研究,是通道音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引导。史地理论是一个包括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综合概念,它从“主权国家”视域出发,其内涵由多种形态构建起来。但作为一个历时的、动态的“地理空间”,具有连接多个地区边界的地缘优势,是军事防御的前沿① ,更具有文化意义以及民族或族群概念。

边疆学史地研究决定了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上来说,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类型上所言, 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而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② 因此,在“路学”史地研究中,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 将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沟通,更具有理论性、综合性、现实性、实践性的研究特点。

“路学”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涉及诸类文化通道特性的历史形成与发展,包括流通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具有跨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多方综合性研究。“路学”史地音乐研究立足于民族音乐学,把音乐现象与共生的文化境遇纳入综合考量中,决定了它基于当下,从乡村、城镇到现代化城市,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无不带有共时性与现实性的深切关联。诚然,面向现实中更强调实践性,通过深入调研,探索道路历史上的难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音乐中的焦点问题,这种整体性研究能为地区性的音乐生态和文化保护与开发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真实的文化资源和方略。 

内亚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是一门显学,近年来也成为中国历史学讨论的“热词”。国际视野下的“内亚”研究最初作为自然地理概念问世,后经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罗茂锐(Morfis Rossabi)、丹尼斯•塞诺(Denis Simcr)、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等内亚史学者使用并发展,逐渐演变为包含着关于政治、民族、文明、生态、宗教、经济、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内容的历史地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学内涵。③中国学者在认识 “内亚视角”的学术价值根基上,更重视在“内亚”与 “中国”之间找到新的话语方式和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历史观。④

内亚视角对边疆史地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内亚路径。拉铁摩尔视中国汉地与内陆“长城边疆”的有机构成,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其内亚特性是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过程。这种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本身就具有内部差异和多元性,从而实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⑤ 实际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在历史进程中长期彼此接触并对双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具有连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草原文明和中原王朝的历史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

笔者等人的专著《“堑山堙谷,直通之”:“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考察与研究》,具有“路学”大视野,是首次对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下令修筑的跨越陕甘晋蒙之“秦直道”古代音乐遗留进行实地考察,并加以历时与共时整合性研究的成果。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防御匈奴势力南侵,下令修筑了一条交通要道,它始于秦代京都北的咸阳林光宫,穿越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 一路跨越堑山堙谷、黄河长城直达内蒙古阴山脚下大漠深处的九原郡( 今包头麻池古城)。这是世界上最早供军事运粮、运兵的大型军事交通要道。秦直道高原联袂运用历史地理概念,将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联袂在一起,其沿线传统音乐即是穿越这一高原地区,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连在一起的大文化区域现象。其史地研究体现在长城外的游牧文明与长城内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的一脉相通,地理上的跨边缘过渡地带相连成片,多民族音乐品种的多样性集合及其当下的通道实地踏遍。秦直道音乐研究历经十年实地调查,从当今实践中获取新的史地观及其对该古道音乐的认知。“路学”视野下的秦直道音乐研究力图与内亚国际视野接轨,其研究内容以秦直道高原联袂蒙汉传统音乐文化为主体,田野实践均建立在多点系列民族志的基础上,将散存于民间深处不同语境中的多种音乐文化样态加以集合,如西口路文化遗留下的蒙汉交融音乐二人台、漫瀚调,民俗礼仪中的鄂尔多斯传统音乐,毛乌素沙漠中的蒙古族音乐,陕北高原节庆中特有的陕北秧歌、边塞地缘中的榆林小曲、红色志丹的陕北说书、信天游,甘肃环县的道情皮影、农耕文化中的庆阳大唢呐、旬邑民间鼓吹乐、节庆庙会中的西安鼓乐、秦腔、眉户等戏曲音乐等,它们异质多样而连续依存,共同构建出秦直道高原联袂传统音乐共同体与历史文化标识。

 

二、走进历史现场:“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的史地景观

边疆学史地理论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被型塑的知识。马大正认为,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边疆发展的历程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构,因此它又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含义。⑥ 另有学者进而认为,边疆具有三重空间,即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边界),历史主体的构建与延续空间(历时性空间)以及主体观念、想象意义上的文化延续和现实拓展。后者带有文化概念,通过实践和制度,以“自我确认和他者承认”形成一种社会关系。所以边疆可以是文化的、民族的各种关系和各种意义上的边疆,这种观念空间具有对前者空间解构和重构的作用。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居于北方大漠南北和河套内外的黄土高原地区,自古生活着许多游牧、农牧以及农牧结合的民族。他们虽然历史、族属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也有差异,但其长期相处共融,共同创造了北方民族浑厚灿烂的文化。笔者在秦直道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研究中注重历史上作为边疆边界的陕陇晋蒙这一史地空间中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属性,将秦直道自北到南分成纵横12个段区,基于地理生态,把秦直道划分为“黄河和草原”的北段、“长城和黄土地”的中段以及“子午岭和渭河平原”的南段。其中,尤为重视长城内外历史地理上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这种不同经济生态的接触地带,或称之为文明的边缘过渡地带。陕甘(陇东)晋蒙处于同一片地缘文化,拥有共同的边缘,彼此产生影响。但是,作为自古以来就是相互接触的人们,他们之间有时通过战争达到共处,文化相互借用、吸收、融合,而更多的则是互补关系甚至也存在同化现象。

秦直道北段处于中国北方晋陕蒙交接的长城内外、黄河左右和阴山南北这一辽阔大地,是黄河河套地区的集中地段,也是我国古代“河套文化”的发源地。大漠南北的草原文明和以河套为中心的黄河文明,在明长城以北的秦直道塞外北端始终交织与融合。在阴山之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草原与黄河却有着貌似敌对而又密不可分的结缘史。这里数千年来演绎出一幕幕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历史画卷。阴山脚下的固阳秦长城和麻池古城以及东胜的“天下第一道”是当下秦直道的重要遗址,是两千多年前抵抗匈奴的辉煌见证。位于包头黄河岸边的金津渡,也叫昭君坟渡口,是秦直道跨越黄河通往阴山的主要渡口,曾奏出汉匈和亲的民族和谐篇章。西汉时期,昭君踏着秦直道身带琵琶出塞和亲,“昭君戎服乘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⑧,后世胡部乐器乃至今日蒙古的“火不思”,无不与这次汉民族音乐文化交流有关;《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的匈奴族那首著名的《阴山之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鲜明的两句体结构,可以在今日陕北信天游、晋北山曲以及内蒙古西部爬山调均具有的上下两句体结构上找到根连;东汉蔡文姬被胡骑掠入匈奴,为南匈奴左贤王之妻,她在《胡笳十八拍》中说“胡笳本自出胡中”,又说“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这里的胡笳和鞞鼓自然是匈奴民间流行的乐器,而匈奴的胡笳后来又传入中原地区,为汉人所喜爱⑨ 。紧挨着昭君城的是二狗子湾古城,相传为五胡十六国之大夏赫连勃勃所建。鄂尔多斯作为秦帝国和匈奴族对峙的前沿阵地和缓冲地点,农牧两种文化在这里激烈碰触和交互渗透,伴随着秦王朝对河套地区的驻军和移民,形成“新秦中”地区⑩, 直至清代的“走西口”之蒙汉深层汇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地带。笔者率领考察小组一行对其历史遗址的考源过程中,一路体验这一奇特的音乐史地景观。自鄂尔多斯到包头后,再往西经巴彦淖尔跨越贺兰山到阿拉善左旗和右旗,然后再沿着黄河磴口一路下来,到达萨拉乌苏河套人遗址。沿途从蒙汉交融的二人台、漫瀚调山曲儿、乌拉特民歌、鄂尔多斯民歌,到杭锦旗的古如道、鄂托克前旗城川天主教圣歌,再回归到鄂尔多斯民间音乐和成陵祭祀音乐,让人深刻感受到在河套内外故土上,北方诸少数民族的历史融汇、族群音乐的多样性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秦直道北段处于中国北方晋陕蒙交接的长城内外、黄河左右和阴山南北这一辽阔大地,是黄河河套地区的集中地段,也是我国古代“河套文化”的发源地。大漠南北的草原文明和以河套为中心的黄河文明,在明长城以北的秦直道塞外北端始终交织与融合。在阴山之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草原与黄河却有着貌似敌对而又密不可分的结缘史。这里数千年来演绎出一幕幕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历史画卷。阴山脚下的固阳秦长城和麻池古城以及东胜的“天下第一道”是当下秦直道的重要遗址,是两千多年前抵抗匈奴的辉煌见证。位于包头黄河岸边的金津渡,也叫昭君坟渡口,是秦直道跨越黄河通往阴山的主要渡口,曾奏出汉匈和亲的民族和谐篇章。西汉时期,昭君踏着秦直道身带琵琶出塞和亲,“昭君戎服乘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⑧,后世胡部乐器乃至今日蒙古的“火不思”,无不与这次汉民族音乐文化交流有关;《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的匈奴族那首著名的《阴山之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鲜明的两句体结构,可以在今日陕北信天游、晋北山曲以及内蒙古西部爬山调均具有的上下两句体结构上找到根连;东汉蔡文姬被胡骑掠入匈奴,为南匈奴左贤王之妻,她在《胡笳十八拍》中说“胡笳本自出胡中”,又说“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这里的胡笳和鞞鼓自然是匈奴民间流行的乐器,而匈奴的胡笳后来又传入中原地区,为汉人所喜爱⑨ 。紧挨着昭君城的是二狗子湾古城,相传为五胡十六国之大夏赫连勃勃所建。鄂尔多斯作为秦帝国和匈奴族对峙的前沿阵地和缓冲地点,农牧两种文化在这里激烈碰触和交互渗透,伴随着秦王朝对河套地区的驻军和移民,形成“新秦中”地区⑩, 直至清代的“走西口”之蒙汉深层汇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地带。笔者率领考察小组一行对其历史遗址的考源过程中,一路体验这一奇特的音乐史地景观。自鄂尔多斯到包头后,再往西经巴彦淖尔跨越贺兰山到阿拉善左旗和右旗,然后再沿着黄河磴口一路下来,到达萨拉乌苏河套人遗址。沿途从蒙汉交融的二人台、漫瀚调山曲儿、乌拉特民歌、鄂尔多斯民歌,到杭锦旗的古如道、鄂托克前旗城川天主教圣歌,再回归到鄂尔多斯民间音乐和成陵祭祀音乐,让人深刻感受到在河套内外故土上,北方诸少数民族的历史融汇、族群音乐的多样性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秦直道中段是一片广袤辽阔的黄色高原,长城蛇居蜿蜒其中,长城与黄土地相互映照,构成陕北高原特有的地理风貌。这里既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也是南北交界过渡区域,可以视作秦文化的边沿,历史上曾经有羌族、鲜卑族、匈奴、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融入。为防御草原游牧势力向陕北等地扩展,明朝统治者曾在陕北一带修筑长城、边墙,加强防御。然而,修边墙置堡的策略却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即边墙和长城均在榆林等三边一线,河套地区基本是在边墙之外,从而使得陕北一小部分成为蒙古族游牧之地。战事基本停止后,河套地区的蒙古与汉族恢复通商交往,才有力促进了北部边疆的汉族与蒙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清朝统一后,河套蒙古与陕北均处于帝国统治之下,蒙汉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这种民族文化格局和关系,一直保持到现今。⑪ 由此可见,自秦汉以来,北方各民族及其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陕北既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不断融合、发展之地区,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叠加渗透之处。首先踏入统万城遗址,这是我国历史上魏晋时期匈奴族首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也是中华文明中保存下来唯一的匈奴族人都城遗址,作为五胡十六国最后赫连勃勃南匈奴驻扎在陕北有了一个历史的见证。笔者在考察统万城时,曾在城下巧遇一陕北说书班子在庙会上演出,乡民们安逸地席地就座听书休闲,好一派黄土高原文化景象。而作为秦疆边塞的榆林镇北台和易马城周边地带,恰好处在陕北黄土高原和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南缘交界处,这里既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边塞要道,又是民族融合的前沿,是羌、胡、突厥等少数民族频繁迁徙的场所。榆林境内的秦汉古城多带有军事性质,主要分布在秦直道、秦古道以及河谷两岸的山峁或高地上,历经多民族文化的洗礼,沉淀了多元共生的历史土壤。今天,这些古代少数民族大多已经消失或被汉化,但其文化基因却在这片土地上留存下来,透过当地人的五官、性情、姓氏、习俗、音乐等种种表象来告诉今人,历史从没有远去,它一直都以特别的方式遗留在当下。今日活跃在陕北黄土地上的安塞腰鼓起源于汉代,其多人群舞般模仿动物特别是猛兽各种姿态的跳跃动作,与阴山岩画中描绘的以匈奴族为主的北方游猎民族原始的集体舞形式有着深层密切关系。⑫ 横山节庆秧歌里的蛮婆蛮汉之角色身份极具特色,他们组成一对,走在队伍的最末尾,表演相对自由松散,以诙谐幽默的表演来逗人一笑,其衣着、饰品到演唱的音乐风格都不同于汉族其他秧歌调或秧歌音乐,尤其是蛮婆盘坐在地上的异样姿态,都是历史上南匈奴汉化留驻遗迹。⑬ 位于陕西省横山县城南芦河东岸的东阳山,秦长城和明长城横卧西侧,秦直道则一路北上穿过东阳山,这里不仅蕴含厚实,也更具有丰富的现代人文资源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一首《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至今响彻中华大地,诉说着昔日红色革命故事。总之,秦直道中段经过“萨拉乌苏河套人”的文明发祥地、大夏国都统万城、塞外沙漠大峡谷、明代波罗堡、碧波万顷的巴图湾、雄伟的长城第一台镇北台、秦地红教东阳山以及红都志丹县等,共同组合为跨越时空的黄土沙地景观,有着极深的历史沉淀。

在秦直道南段陕甘交界之处,有修筑在子午岭山脊上的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和甘肃合水县秦直道遗址,子午岭从中南北穿过,左为周祖农耕文化之源的“陇东粮仓”,右为后稷农耕之端的“关中大粮仓”,是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既兼有山、川、塬和沟、峁、梁相间的雄浑独特之高原风貌,又有渭北高原之层林尽染、泾渭分明之关中平原。环县道情皮影、甘肃庆阳大唢呐、陕西旬邑鼓吹乐响彻大地。秦直道的起点是今咸阳淳化秦代的林光宫遗址(汉时称甘泉宫)。自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到大秦帝国的建立,咸阳文化一直以秦文化为核心。这里先后有周人、秦人以及诸羌戎、北狄诸族居此,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周秦文化区域,又承继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文化,从而创造了华夏的礼乐文明,华夏文化成为中国各族多元文化的主体。⑭ 今日,西安鼓乐、秦腔和眉户等都是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载体。

秦直道是秦地与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珠联璧合、相互辉映的三大现状文物遗址之一,秦直道和长城相互依托,构成了一条既能直接阻挡匈奴南下牧马,又能为前线输送军需后备和武力的防御整体。战争时,是运送马兵的“高速公路”,和平年代,秦直道又作为商贸流通信息传递,同时也奏响民族交融的辉煌篇章。

 

三、音乐主体的多样性:“秦直道”沿线

传统音乐的区域化重塑文化通道史地音乐研究,拓展了传统音乐跨时空的深层关联和地理边界,决定了音乐主体性的聚合与多点民族志的书写,唤起音乐主体与空间的勾连,同时带来一定的理论反思。从秦直道北段的蒙汉交融音乐、中段的多方音乐汇集,到南段的音乐传统的构筑,都能清晰看出秦直道高原联袂传统音乐主体凝聚融合的轨迹是一种跨区域的重塑过程。

秦直道南北高原联袂,带来的是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如果说汉唐音乐是历史上这一千年间,“丝路凿通、佛教传入、中外交流、民族融合、思想活跃、艺术发达、心态开放、文化繁荣,中国乐舞史上的‘大开’时期”⑮ ,那么,在早它一千年大秦帝国所开通的秦直道上,就已经打通了中原农耕文明的汉音乐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音乐文化沟通交流的大门,为“大开”高峰的到来打下了根基,也就有了今天昔日秦直道上蒙汉多元文化的融合并存之新的“大合”之音乐文化实体。

历史上,从黄河地缘到草原,社会经济与不同的地理生态相契合而逐渐呈现涵化、分化与整合过程。而社会与音乐文化特性的历史持久性,形成一个由不同文化单元构成又切合的大文化区域特色。秦直道北段的河套文化与鄂尔多斯文化相融合,无论是鄂尔多斯长调、短调、宴歌,还是与民俗密切相结合的鄂尔多斯婚礼音乐、毛乌素沙漠中鄂尔多斯礼俗音乐等,都显示了丰厚深沉的草原音乐文化特质。在此考察的音乐事项包括包头城市公园的老年二人台演出、宝格特风情园的蒙族音乐文化展演、黄河边汉化的蒙古村落的漫瀚调和二人台演唱、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宴歌、鄂尔多斯婚礼音乐、乌审旗嘎查村敖包祭祀、毛乌素沙漠中牧民家(独贵龙)的鄂尔多斯民歌器乐表演、草原上的那达慕音乐盛会等,游牧历史遗留下来蒙汉文化的交融在这儿充分展示出来。

蒙、晋、陕作为一个相连又开放的地理空间,有着历史上一脉相承的多元文化底蕴。黄河沿着其中曲曲折折的大峡谷,将这一长城内外的黄土地和草原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河两岸、长城内外、沟壑纵横、鸡犬相闻的大一统文化区域。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最具特色的还是蒙汉融合的漫瀚调。该民歌艺术的两句体结构,蒙古族短调旋律,融合走西口人唱的汉族音乐的诙谐风格,衍生成特有的“风搅雪”形式,可谓最具代表的民族和谐之花。在一年一度的蒙晋陕民歌联赛上,演唱歌种除了漫瀚调外,还有鄂尔多斯民歌、古如歌、陕北民歌、晋北民歌等,歌曲内容以表现黄河与草原文化内涵居多。昔日晋北、陕北人跨越长城踏着秦直道走西口,依傍着草原与黄河走来,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冲突走向和谐,从文化碰撞中相互吸纳融汇,对农耕文明和草原文化的内质和外延(历史性/地理性/区域性/主体性)都具有跨时空的建构意义。

秦直道的贯通,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长城与黄土地交融相聚,构筑了陕北高原特有的陕北秧歌、信天游、榆林小曲、陕北说书等音乐文化样态。横山正月里沿门子常规秧歌、青灵山洞宾庙的祭祀性娱神信仰活动、横山牛王会及其圆庄科社火音乐等民族志个案表明,这些春节闹秧歌与贴春联、放爆竹、搭火塔、转九曲一样,已成为横山春节的象征符号。而榆林小曲作为南北文化交流且富有榆林地域特色的乐种,迄今依然热衷于在过去官宦的厅堂里面进行表演,如骈福堂里的榆林小曲演唱活动,即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现场在当今重塑的演出场面,透过演唱的《九连环》与《张生戏莺莺》等代表性曲目,可以看出榆林小曲里江浙音乐与陕北民间音乐纵横交织,形成“南北合一”的独特风韵,折射其多元文化汇聚特色。而横山版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与准格尔旗漫瀚调歌王奇附林在家乡黄河边上演唱的《天下黄河》十分接近,其连续八度大跳音程,都与同一地区另一个版本《黄河船夫曲》以四度框架为主的旋法截然不同,是晋陕蒙接壤地区蒙汉影响交流共享的音乐实例。

在秦、陇之地,无论是环县马家戏班的道情皮影音乐,还是庆阳大唢呐、旬邑民间鼓吹乐,唢呐与农耕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农事节日、婚丧娶嫁、风俗祭礼等都离不开唢呐浓重的底色。在秦直道起点的陕晋交界地区,戏曲剧种丰富多样,在岁时节庆等各种场合的戏曲演出中,区域共享的秦腔与眉户等地方剧种多态共存。历史上梆子腔系源远流长,其中心地带是黄河两岸的陕西关中地区和晋南地区,也是宋元时期诸宫调的发源地和元杂剧的重要流行地区,明代以来这里地方戏曲就甚为繁盛,农村戏台建筑林立。以秦腔为代表的山陕梆子及其眉户等地方剧种,在秦晋豫交界的黄河河西与河东地区流播构成整体化的戏曲音乐主体。它们历史源流相通,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跨越行政区划的戏曲表演实践。

秦直道高原联袂挺立起新的音乐文化高峰,不仅构筑了高原上融合多样之新的文化生态,又整合起形态异质又兼容并蓄的音乐文化共同体。重新审视道路音乐的价值地位,仍需要从“路学”大视野,以史地音乐民族志的多样表述,综合挖掘音乐的新资源和新问题。秦直道搭起了高原联袂的统合平台,在这块浑厚的基石上,鄂尔多斯地区的胡汉、蒙汉相交,陕北高原南匈奴文化的留驻汉化,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历代融汇,都显示出他们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以及相融一炉的整体性文化概貌。

 


注释:

① 综合边疆研究诸家之说,参见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第12—21页。

② 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13页。

③ 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20—25页。

④ 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63—169页。

⑤ 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刊》2016年8月15日,第28—34页。

⑥ 马大正《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⑦ 吕文利《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45—152页。

⑧ 引自琵琶部纪事《女侠传》,载[清]陈梦雷等辑《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114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版。

⑨ 盖山林、盖志浩《远去的匈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⑩ 李仲立《秦直道新论》,《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第1—6页。

⑪ 周伟洲《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48页。

⑫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5页。

⑬ 杨红等著《“堑山堙谷,直通之”:“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考察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01—207页。

⑭ 周伟洲《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⑮ 罗艺峰《追寻失去的乐声舞迹 回望历史文化的高峰》,载罗艺峰主编《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杨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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