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钢琴四百年前已入粤

13 01 2014  广州日报   教育 - 华南  430 次阅读  0 评论

上世纪初的《时事画报》刊出了“音乐疗病”的新闻,音乐疗法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洋音乐在广州的普及程度。

 

利玛窦曾在广东传教多年。
 
 

 

留学归来的马思聪,被当时的报纸誉为“音乐神童”。
 
 

 

欧式古钢琴引起了士大夫的极大好奇心。

 

 


 
 

  
  

上世纪初的《时事画报》刊出了“音乐疗病”的新闻,音乐疗法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洋音乐在广州的普及程度。
  

上世纪三十年代马思聪常在长堤“音乐厅”演奏 钢琴大师鲁宾斯坦曾来穗献技
  

“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列位看官,这段文言文说的不是别的,恰是45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洋千里迢迢带来的古钢琴。当年,远至香港、澳门,都是广州府的地盘,利玛窦在澳门展出了他的看家宝贝—古钢琴,引来了当地居民的兴趣。用利玛窦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新颖的结构。”
  

不过,古钢琴在广州府不过是惊鸿一瞥,很快又跟着利玛窦远赴京城,取悦皇帝去了。直到1842年,第一批现代钢琴由英国商人从曼彻斯特运来广州。随着教堂和教会学校慢慢兴起,西洋音乐也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到了清末,西洋乐器坊在街头并不少见,著名地方志学家邬庆时所言“古琴,六十以上人尚多有好之,至少年,则群趋于胡琴、月琴、洋琴、风琴”的情形,正是广州人精神生活开风气之先的写照。
  

开风气之先
  

广州民俗嬗变系列四
  

西乐初来
  

利玛窦远道而来
  

古钢琴随之入粤
  

列位看官,在1921年广州建市以前,广州府可是比“广州城”要有名得多,地盘也大得多,像现在的中山、珠海直至香港、澳门,都属于广州府的范畴。早在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商人获准在澳门居住,洋人所到之处,少不了建起几所教堂,宗教音乐自然如影随形。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他的看家宝贝—一架欧式古钢琴在澳门上岸。很快,澳门的三巴寺里就响起了清越的钢琴声,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去聆听,利玛窦对此颇为得意地说:“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新颖的结构。”
  

第二年,利玛窦从澳门来到肇庆,建起了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教堂里的西洋乐器仍是吸引本地人的一大法宝。不过,西洋镜虽然好看,要普通人说出道道来却不容易。再说,这钢琴在广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真正有幸接触的还是极少数人。
  

后来,利玛窦带着古钢琴远赴京城,与多位士大夫交好,他们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有人说:“有外国道人利玛窦,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用小板案,其声更清越……”只有“小板案”,到底是怎么个“案”法呢?清朝《续文献通考》写得更明白:“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据记载,利玛窦还写了几首宣传教义的古诗,配上调子,取名《西琴曲意》,可惜谱子失传了。
  

说实话,第一台欧洲古钢琴虽是从广东“进口”并远赴京城的,但其影响力毕竟太有限了,对普通人来说,西洋音乐仍是极遥远的存在。直到1842年,第一架现代钢琴从英伦三岛远道而来,广州坊间才慢慢有了清越的钢琴声。

逐渐流行
  

市民见多识广 西洋乐器畅销
  

说广州民俗“开风气之先”,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就拿现代钢琴来说吧,1709年由意大利人制造出来以后,不到一个半世纪就在广州“安家落户”了。看官您可别觉得“一个半世纪”的传播时间算得上有多长,那时又不是什么信息社会,就算在欧洲,钢琴主要只是供上流社会把玩,职业音乐家群体也才刚刚出现,连莫扎特这样最杰出的音乐家,没了皇室的青睐,落得个贫病而死的结局,令人扼腕。广州在那个时候就已引入钢琴,算得上走在时代前列了。
  

言归正传,1842年,一名英国曼彻斯特商人远渡重洋,为广州城运来了第一批钢琴。关于这个“首吃螃蟹”的商人,坊间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可惜不能考证真伪。据说他当时对广州的钢琴市场规模充满期待,认为“平均每百户人家一台钢琴,无疑也是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于是充满自信地引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运来了大批钢琴,孰料乏人问津,大大蚀了老本,郁闷到不行。
  

进口商郁闷不郁闷,咱们管不着,反正琴声慢慢在城里响了起来。1846年,广州出现了第一座基督教堂—东石角浸信会堂(今八旗二马路附近)。每当教徒做礼拜时,这里就会传出悠长的圣咏和清越的钢琴伴奏。当石室圣心大教堂落成后,钢琴更成了不可或缺的弥撒伴奏乐器,随着教众渐渐增多,以钢琴为代表的西洋乐器也渐渐从教堂扩散至民间。钢琴堂而皇之地摆进了上等人家的客厅,在聚会上为主人增光添彩,捞足面子。
  

除了教堂,学校也是琴声最多的地方。拿广州第一所女校—成立于1872年的真光书院来说,音乐是学生的必修课之一,校长那夏礼女士每周都会抽出固定时间,教授学生乐理知识以及演奏。教会举办音乐会或唱诗活动时,真光学生就会前往,献奏数曲,赢得满堂彩。
  

据统计,到1919年,广东已有大小教堂900多所,教会学校也有近千所,这些教堂和学校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到19世纪末,年轻人对西洋乐器的追逐已形成了一股风潮,以致著名地方志邬庆时这样写道:“古琴,六十岁以上尚多有好之,至少年,则群趋于胡琴、月琴、洋琴、风琴……求其知其有古琴者,已不可得。琴之名存,而琴之实将亡矣。”老先生的寥落之感,溢于言表。
  

音乐盛宴
  

长堤“音乐厅” 常有大家亮相
  

不过,西洋乐器虽然慢慢开始流行,但在清末民初的广州城内,还真找不到一家正儿八经的音乐厅。幸好位于长堤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个可容纳500人左右的礼堂,里边配备了一架三角钢琴,这里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音乐厅。
  

虽说地方简陋了一点,但来长堤“音乐厅”开演奏会的却不乏大家。比如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就在这里开过好几场演奏会,引得听众如痴如醉。《广州民国日报》为此做了专门报道,赞誉称“马君天才,名符其实,技艺已造极峰”。1931年,私立广州音乐学院成立,时年19岁的马思聪出任院长。彼时,位于上海的国立音专也才刚刚成立4年,院长萧友梅也是广东人,而且还是在第一所国人所办的洋学堂—时敏学堂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不过,萧友梅当时已是43岁,马思聪比他整整年轻了24岁。“音乐神童”之誉,名副其实,他后来在广州写就的《思乡曲》和《牧歌》等名曲更感动了千千万万国人。以冼星海、马思聪、萧友梅为代表的广东音乐家群体,代表着当时中国现代音乐的最高水平,此亦是广州在西方音乐的普及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最佳写照。
  

回到普通人的音乐享受上,长堤“音乐厅”着实功不可没,基督教青年会还经常邀请国外的知名音乐家来开演奏会。在1929年11月30日举行的中西音乐会上,就有来自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27位音乐家登台献艺,为观众奉上了一席丰盛的音乐大餐。
  

说起民国年间广州举行过的音乐会,还有一位大家不可不提,那便是世界级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1935年,鲁宾斯坦在东亚各国巡回演出,顺便造访广州,并在岭南大学举行了一场演奏会。由著名音乐随笔作者辛丰年老先生所著的《阿•鲁宾斯坦缤纷录》曾这样描述鲁宾斯坦事后的回忆:“供我使用的那架琴好得惊人,大大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弹得比以前任何一场都好……”这一场音乐盛宴,也因其世界顶级的水平,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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