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沨同志与艺术教育

27 03 2022  赵沨艺术教育研究中心   新闻 - 艺术教育  188 次阅读  0 评论

赵沨同志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从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到实现具体教学目标各个方面。赵沨同志认为,要把握好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必须要在认识上把握住音乐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真正办好学,培养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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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沨(1916年11月29日——2001年9月1日)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赵沨的办学思想,是一笔重要的教育文化遗产。这笔遗产,来自于他对音乐教育乃至艺术教育长期办学实践的思考,是从他亲历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对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矛盾的处理和思考中,提炼出来的。

赵沨同志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从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到实现具体教学目标各个方面。赵沨同志认为,要把握好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必须要在认识上把握住音乐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真正办好学,培养好人。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过去存在,今天仍然存在,因此,今天来谈这些问题,并不过时,这是从事音乐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管理者、实践者需要重新温习、思考的方面。

赵沨同志始终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要紧紧抓住“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去培养”这个有关“育人”的核心问题。他总是强调,“高等专业音乐学校不应当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场所,而应是全面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场所”,并认为,“美育教育应该提到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形成的高度来认识”。这种关于人才培养的“四观”观念,对人才核心素养的培养来说,尤其是对于培养音乐领域高、精、尖人才的高等专业院校来说,是具有指导性的。

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赵沨认为,“四观”(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培养以及在艺术实践中价值取向的建立,与创作、表演、科研、教学等诸能力及其艺术修养的培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由此,才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这一方面,赵沨同志尤其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他提出,要“继承中国人把音乐视作‘人文系统’的优秀传统”,并例举古人讲的“乐者,德之华也”、“文以载道”的思想,认为音乐教育应当“把音乐作为个人人格完美的最高境界。同时,把音乐视作一定思想、情感的载体”。 赵沨经常引用徐悲鸿“广博其知识,完善其专业,高尚其志趣,澄清其品格”的话,说明无论是道德观、价值观的建立,还是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有关音乐人才的培养,赵沨就不同的培养层次和对象,都提出过“通才”与“专才”的问题。例如:对于高等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他指出,存在着片面强调音乐技艺训练的偏向,认为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科系,其专业方向应该就是音乐教育,而不应分设什么作曲、声乐、钢琴等专业,把握住了高师音乐教育的症结和要害。赵沨一直站在艺术教育改革的前列,长期关注并亲身参与音乐教育改革实践。甚至在病重期间,也仍然一直在设计、探讨并努力推行“通才”性音乐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赵沨认为“整个专业音乐教育,都面临着一个培养‘通才’和‘专才’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重视技术的训练是完全应该的,但我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只培养一些精通技艺的人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所以,加强音乐院校内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的全面修养是十分迫切的”。 为此,他在课程建设上推行有一系列举措,特别是对民族音乐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和设想,使之成为“通才”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赵沨同志对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各方面开创性的实践工作:高等院校艺术教育改革草案、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为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争得至关重要的硕士、博士授予权等,丰富了社会主义的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艺术教育理论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虽然赵沨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今日回眸,他留给我们的教育遗产,其中的智慧依然可资借鉴。为此,赵沨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将部分相关文章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教育是立国之本 美育是树人之本

赵 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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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赵沨(前排右六)、彭佩云(右五)在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当前,我们的教育还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问题。自从国家实行改革和开放以来,大家对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都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讨。比如说,培养专才还是通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特别是分数和能力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讨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只有实行开放和改革才有可能开展这些有意义的讨论。

我对咱们国家的普通教育工作了解得很不够,但是根据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孙女这一辈的情况看来,目前教育工作最大的问题与其说只是个育才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育人的问题。“才”是培养人才,“人”是培养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所以说,我们在教育工作方面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如我们现在不少学校还在用所谓“三中心”的办法:教师为中心、课本为中心、课堂为中心,实行一种填鸭式的知识教育,而缺乏能力的教育。听说国外许多教育家关心和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把培养智能型的人物改变为培养有创造力和开拓性的人才,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我们现在对智能型人才的培养还没有完成,所以在普遍形成所谓高分低能的状况。本来,理论和实际脱节、以传授知识为中心,这是一个很早就发现并已经引起我们思考的严重问题。

在我所工作过的学校里,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一个同学,他所有的政治课都得到很高的分数,但人生观、世界观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严重地说明了,只通过知识的培养,只通过考试、考核的方法来鉴别人才,是不可能培养出完善的人才的。很早我们就已看出这样的问题,刚刚举的例子是个别的,但也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以考试的办法来鉴别人才,以升学率来估价学校办学的成绩,我看这是我们教育上的一个明显不足或缺点。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是培养了智能型的人才,还仅仅停留在培养知识型的人才,学了一些课本知识,却没有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更不要提创造型、开拓型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和目标了。我们面临着对整个教育进行改革的问题,和各行各业千头万绪的改革的情况是同样的。

改革从什么地方出发?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从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变出发来进行改革,这样,我们不能不说到一个老问题。就是过去在教育方针上一直提的所谓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提法。自从前年,很多领导同志提出了美育的要求以后,最近人们把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式提出来了。有人提“德智体美”,有人提“德智体美劳”。我认为五育并举的方针是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方针。要真正贯彻五育并举的方针,还有许多思想问题需要解决。我由于年老体弱,看书看报很少,一直不知道教育界的许多情况。最近听到教育界的一个朋友很负责任地向我复述了我所非常敬仰的一位老教育家的话。他不赞成把美育提作教育方针的一个方面,这使我非常遗憾。我所敬仰的老人是这样说的:“德育是一个大圈圈,美育是一个小圈圈,大圈圈完全可以套住这个小圈圈,所以不必提出美育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原话可能说得更婉转,更有条理。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苟同的。古人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位老教育家应该说是我的父辈、师辈,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人物。但我认为他的主张是不完全的。我很大胆的、很坦率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说大圈圈和小圈圈,我认为美育应该是一个大圈圈。早年中国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应该是贯穿在各个学科中间,就是说,不管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的教育都要贯穿美育的方针。退一万步讲,如果德育是一个大圈圈,美育是一个小圈圈的话,那么也不是德育包围美育的两个圈圈,而是在一些部分进行交叉的、重叠的“相交圈”,而且美育在很多方面是德育、智育所不能代替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学校自始至终地灌输德育,这不能不说是这种片面性产生的最大的恶果,是我们目前教育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根本原因所在。古人说,为师之道主要是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现在不少学校只重视授业方面,即填鸭式的传授“知识”,这样一来现在的教育不能适应四化的要求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敢同意我非常尊敬、敬佩的老教育家的主张的。我认为至少应该提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针,把美育提到一定的地位、一定的高度。这是进行教育改革根本的出发点之一。当然,改革教育不应该只是这一个方面。但是由于过去的忽视,目前更显得非常迫切。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意思,可能没有完全说清楚。

这可以再引伸一点,我看到一个材料:曾到我国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育家、心理学家有过这样的主张:只有扩大对人类智慧的看法,才能设计出更有效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对人的智力开发应该包括七个方面:一、语言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控制能力、交流经验的能力等等);二、逻辑的和涉及数理思维方面的;三、音乐的(对音乐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四、空间的(头脑中形成表象并转化为语言、绘画或其他方式来表达的能力);五、身体动觉的(身体训练得如外科医生动手术、运动员非常精确完美的动作和完美的控制能力);六、自我的(自我信心、毅力,自我完善、自我教育);七、人际的(理解别人、善于打交道,有效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在此不想评论他所开的“处方”是否全面,但我认为他提的这些看法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参考的。

一位资产阶级智囊人物——罗马俱乐部总裁沛西认为: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如何运用人类的智慧,从全球的角度出发。避开和消除那些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消极因素。他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现在人类能辨别一切客观事物,但却忘记了人类应该改造自己,结果,不平衡的畸形的发展导致悲剧。所以在人类发展机制中应加入哲学、道德和信念的力量,如果没有人类精神的真正复兴,就谈不到突破人类现成的模式来过渡到众望所归的美好未来。我联想到一个问题,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和开放,外界很多新思想和思潮会引进。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进行再认识或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有位学者这样说: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实质上是先进的法理社会和落后的隶属社会的对立。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典型地反映了隶属社会的固有意识,它以群体的和谐、生存作为最根本的社会理想,不重个体生存的意义;它将人在既定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既定的身份视为人的本质,否定人的天赋平行的权利;它崇尚远古传统、长老智慧和习惯经验,用这些来检验和规范人的认识,不重个体的独创性和理性良知;它对于自然界抱着神秘敬畏的态度,将人天之间的交流感应现象夸张为普遍的宇宙模式,将人间的人伦等级秩序夸张放大为宇宙自然的秩序,限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的探索;它以人情、情理、礼义来调节人际关系和权益的分配,而不是以契约方式达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活动的协调等等。这种分析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一些学者由此引伸出一些结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把它说成是我们不能达到科学发达的最根本原因,说儒家文化是封闭的等等。这些论点我觉得倒可引证一下沛西说过的话,我认为,对中国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也是错误的。中国传统文化肯定有其一定的局限和缺点,因为它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但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合理的精华的部分,这些部分我们不应完全加以抛弃。正如沛西所讲,他重视道德和伦理的作用。我们中国的儒家确实注重礼治,主张用音乐来教化人民。当然这个如果我们拿来片面地绝对化,也会导致极端的错误,过去我们就曾犯过这方面的错误,所以不能因此把传统的有价值的东西予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这都同样是不妥当的。

我还愿鹦鹉学舌的引用一些前人说过的话,如朱光潜先生说过:世界的事物有真、善、美三种价值,人类的心理有知、情、意三种不同的活动,这三种心理活动恰恰和三种价值是相当的。真关于智、善关于意、美关于情。人就要求知,要辨别真伪,寻求真理;人有意志就能求善避恶来设想人类最大的完善;人能动情就爱美,就喜欢创造艺术,欣赏人生自然中美好的境界,教育的功能就要适合人类求知趋善爱美的天性。这段话也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重视教育的发展,我想这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要有实现四化的人,这样的人首先必须要能够有非常完善的知识和能力,有非常高的创造力和开创能力;第二,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模式——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对初级阶段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实现人类最完善的社会模式,全体公民、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具有非常完善的文化素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中央提得很好,应该说这两个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我曾用不一定妥当的话来说明这两者的关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结果。前者是说,要实现四化要有四化人才;后者是说,实现四化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真正、全面地培养全社会成员高度的文化素质,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人类最高理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美育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当然美育不能代替其他教育,但是教育绝对不能缺少美育。美育的功能现在显得更加重要,就是说我们要避免物质生产发展后可能产生的社会精神弊病,只有高度地发展精神文明才可能避免这些社会弊病。我们现在说,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向钱看的拜金主义非常流行,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除物质大大的丰富以外,最重要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素质、文化素质要得到高度的发展,这样才可避免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病。最后我还要引用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每一项重大成就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任何一个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新的困难。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的教育必须改革,教育改革的最根本方面就是教育思想的改革。那就是要扩大视野,吸收、借鉴各民族优秀经验,同时继承本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文化传统,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教育体系来。

教育是立国之本,美育是树人之本!

 

 

素质教育与艺术教育

赵 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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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赵沨在上海主持文化部高等艺术院校建立博士、硕士点初评会议。前排左起:高茵、范曾、桑桐、
赵沨、张汀、古元、童忠良、张道一、陶纯孝等。

 

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我国的教育国策之一。当此世纪之交,是我国教育面向21世纪的带根本性质的教育举措;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社会主义的“四化”新人的另一带有根本性质的教育国策。

什么叫素质呢?我认为是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整体人格素质,是现代人的整个精神和人格建构。心理学家认为,素质是一个心理学范畴,是指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生理特性的发展和建构,指运动器官,神经系统,脑的功能的开发和后天环境和教育培养的其他素质的总和,从教育学观点来看,指的是思想品质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生理心理素质的总和——一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整体的精神建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品格。

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人的社会活动中来实现,人的活动应包括实践活动、理性活动和审美活动。当然,实践活动是人类全部活动基础。而审美活动是人类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把握的根本,是对客观必然的把握。而审美活动是使人从一定的功利性中解放出来,是人类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从而认识人的本质、价值、情感,培养人的完美的、和谐的、完全的心灵、人格、品质建构。

人类接触和把握客观世界,首先是视觉和听觉的作用。正因如此,作为视觉艺术的美术和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才能列为学校教学的必修课程。教育的本质是文化(广义的文化,或文明。应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总和)的世世代代的传承,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品格本质,是对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完美品质(人格)塑造。审美活动的发展,是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审美素质。学校艺术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其独具的个性和人的自由天性的培养,使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使人的精神世界飞跃到一个更完美的境界,而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高度发展而精神极度空虚的恶果。

总之,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德、智、体诸方面——诸方面中即有美育、劳育……全面教育的总和。

学校艺术教育一方面可以对德育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育也是智育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美育可以对体育——生理心理素质产生不可代替的作用,这又为我们的教育实践充分地证明了。

如果把素质分为思想品质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生理心理素质三大部分,当然必须指出,这三者不是各自分离而是互补互成的,是互为作用和互为影响的,归根到底素质教育是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完美的品质和人格。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遵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内容——当然也包括艺术教育的内容,一切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尺度来历史地、批判地检阅中外古今一切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的内容,有选择地、有重点地、化繁为简地规定教学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后提示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四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视为低级庸俗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及录音录像,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拒绝学习哪怕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好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对我们也有过提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

现在科学迅猛发展,一个现代人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相对来说是大大地丰富了。但是,我们不能把人类所有的思想、文化、艺术的优秀的遗产全部列为教育和学习内容,然而我们可以在尽量广博的基础上要求精通其中某一学科。就是说,在博的基础上的专,在通才基础上的专才,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各门学科的独立价值,并承认各门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和促进。

艺术有十分强大的感染力,而艺术又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产生这种强大的感染力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作用于全身心,并且参与各种素质的构建,无论是艺术实践的参与,或是审美观念的鉴赏活动,都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增强体质、精神愉悦、调节心理节律、激励各种心理反射,有助于大脑能力的不断强化,可提高人的文化心态;进一步审美情感的激发,还可以升华思维和理智、产生激情的实践理智;这种超越文字层次的理性认识,不仅可以开阔知识视野,而且知、情、意相结合地互促和互补。

过去心理学家提出用智力商数来评价人的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现代心理学家又提出一个情操商数或情绪商数(Emotional Quotient,情商),又有学者提出一个创造办商数的参照项目(Creative Intelligentce Quotient)。IQ、EQ(情绪商数)加CQ(创造力商数)的全面发展,必须注意教育对“非智力因素”的重视。

非智力因素的内涵十分丰富,如耐力、毅力、专注力、分寸感或适度感、成就感、联想力、想象力、幻想力和创造力,也就是注意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发展等各个方面。

人总是被感兴趣的事物所吸引,受教育者对所学的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注意,自然事半功倍。并且从而使之热爱生活,关心他人,关注社会。而情感、道德感、美感和理智是其三个主要方面,用艺术形象激发其爱憎,进而培养其对社会、自然、各种事物的正确评价。而意志是人的自觉的确定目的,并支配其行为的动力。坚定的意志是直面人生、直面社会、不畏险阻、勇敢拼搏的动力。最后是人格的完美过程,即性格的形成。性格是个性的中心,是对事物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

所以,思想品质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生理心理素质,归根结底,其中心是思想品质素质,也就是完美的人格的形成,即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艺术教育作用于智育与德育,不仅早有不少论证,且我国教育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锦州市新城南一小学、北京和平里二小、广州109中学等的例证都是。但对此不能作简单的、庸俗化的认识,好像有些同志提出反对意见所指责的那样:艺术教育不可能直接、立竿见影地作用于智育和德育。但就艺术教育恰好是智育和德育的催化剂作用而言,则是不能不被确认的事实。

美国教育家曾经不无骄傲地说,美国教育注意个性的培养,自由主义的传统使艺术教育在普通教育中持放任的态度,言外之意是说我国有部颁的课程设施和教学大纲,是政府对教育的不正常的干预。但仅只十年多一点,美国也制订出第一个全联邦的普通学校的音乐课程的规定了。现在,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回敬他们了:“你们政府也在干预音乐教学了。”

其实,早在1987—1993年,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早就在全美中学生中作了测验,其结论见于全美高中学生标准化(学习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其统计结果是:七年统计结果,选修“音乐欣赏”课的高中生,其语文、数学成绩均高于其他学生,具体数字是:选修“音乐欣赏”的学生,1993年语文分数为455,数学分数为501;未选此课的学生其语文分数为401,数学分数为464;而全体学生的平均分数为语文424,数学478。

这完全说明了艺术课程,特别是音乐课程的正面作用于教育的效果。

总之一句话,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作用巨大,而在贯彻“素质教育”的方针下,艺术教育更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

 

 

音乐教育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赵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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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1 月,在郑州召开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为艺术学学科评议委员赵沨(前左四)与于润洋(前左一)、
童忠良(前左三)、张道一(前左五)、靳尚谊(后左二)等合影(注:赵沨任评议委员组负责人)。

 

罪恶滔天的“四人帮”对音乐教育事业进行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原中央音乐学院为例,他们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之流,把建国十几年以来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音乐教育工作者辛勤努力建设起来的一个初具规模、质量较高的音乐学院,糟踏得不成样子。从教学人员来说,他们抽调了大批年青的优秀教师,如钢琴、小提琴教师就抽调了数十人,十几年才刚刚成龙配套的木管、铜管教师几乎被全部调走,指挥教师一共五个人,调走了四个……。校舍、教具也调走了不少。但流毒更为严重的还是方针、路线上的篡改和破坏。他们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不许批判地学习民族的和外国的优秀音乐遗产,大喊大叫什么“以样板戏为主要教材”的口号,使学生的学习范围极其狭窄;他们反对学习文化知识,使青少年学生知识贫乏、目光短浅。他们不准讲授音乐历史,使学生真到了不能“数典”而却“忘祖”的程度。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当一九七五年演出冼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时,一个小同学竟然提出:“是谁把‘黄河’钢琴协奏曲改编成大合唱”的奇怪问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总而言之,他们的累累罪行,使音乐学院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使广大音乐事业也后继乏人。为了使音乐教育事业能够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使党的音乐教育事业能够跟上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

针对当前的情况,重要的一点,就是音乐教育事业必须坚持毛泽东制订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讲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伟大的方针,音乐学院的师生员工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原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同学的一封信上的批示。当时,音乐学院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工作上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扰,这位同学上书毛主席,揭发批判学校工作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关心一个普通学生的信件,并在信件上作了重要批示。这不仅是音乐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也是整个文学艺术事业、整个文化工作、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方针。这一伟大指示全面地、完整地、科学地阐明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光辉大道。“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不择手段地破坏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的落实,也正从反面来证明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无比正确和伟大。

我们知道,教育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抛开古代的和外国的间接经验,因而也最容易走上脱离实践、脱离直接经验的邪道。毛泽东说过,学习、借鉴古代的和外国的音乐文化,不能脱离一个根本的目地——这就是任何彼时彼地的东西要为此时此地的目的服务。学习、借鉴古代是为了今天,学习、借鉴外国是为了中国。今天的中国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一切不能离开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固然不能忽视古代的、外国的间接知识的学习和借鉴,因为,不能要求所有对事物的认识都必须是自己的直接的实践和认识。但是,对待古代的、外国的文化成果采取什么态度则带有根本性的意义。过去“左”的和“右”的思想对教育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其严重恶果之一,在音乐教育方面,便是对待古代和外国的音乐文化采取无批判的全盘继承的态度,不是象毛主席教导的“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四人帮”,则从根本上否认文化的继承性、反对鲁迅早已提出过的“拿来主义”。他们肆意践踏马列主义原则,他们以文化虚无主义来对抗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把古代的、外国的文化遗产都说成是“古代和外国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全盘否定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连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肯定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优秀文艺理论家都彻底否定。同时,他们又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伟大方针,实际上是搞古为“帮”用、洋为“派”用。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反对过去“右”的思想。对待文化遗产全部肯定的方针;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四人帮”“左”的思想,以文化虚无主义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对待优秀文化遗产全部否定的态度。

社会主义的文艺,包括音乐,是历代的优秀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批判地继承古代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必要条件。正象毛泽东指出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当然,我们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继承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要发展就要“推陈出新”。

“四人帮”一伙有一个可笑的谬论,说什么“继承只是继承形式和技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荒谬的。不可能设想有不表达内容的形式,正如世界没有什么不具备形式的内容一样。我们说批判地继承发展文化遗产,不仅形式、技巧上可以批判地继承,在思想内容上也同样有批判地继承的价值。不然,我们怎么去对待列宁讲的两种文化的论断,又怎样去理解毛主席讲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教导呢?

所以,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是我们在音乐教育上正确解决教学内容上古今中外关系的关键,我们必须在音乐教育的各方面,从音乐史到音乐美学,从教学曲目到实习曲目一系列教学设置和教学设施方面,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把音乐教育事业按照毛主席的思想,逐步地、切实地、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使之能和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逐步地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体系。为响应党的十一大搞好教育革命的号召,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的音乐艺术人才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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