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海:终一生奋力“爬坡”的老顽童

11 04 2022  人民音乐出版社   人物 - 人物故事  165 次阅读  0 评论

时值刘德海先生逝世两周年,我们节选先生珍贵遗作《琴海游思》一文,追寻先生“爬坡”足迹,与读者共同感受其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丰富的创作力,以此纪念这位民族音乐发展道路上的“爬坡人”。

 

2020年4月11日,中国当代杰出的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仙逝。时值刘德海先生逝世两周年,我们节选先生珍贵遗作《琴海游思》一文,追寻先生“爬坡”足迹,与读者共同感受其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丰富的创作力,以此纪念这位民族音乐发展道路上的“爬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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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海游思

 

练功如同温度表一样,练则功升,不练则降。每天须无数次枯燥乏味地重复练习基本功。也许练九十九次都很理想,到舞台上出现的那第一百次忽然不理想或失败了。经常保持一定水准的竞技状态,达到招之即来,能演能胜,也实在不易。今天在小剧场,明天在大体育馆;这次面对万人观众的露天舞台,下次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出。面临复杂的舞台和观念,在艺术上要做到“送炭”,亦能“添花”。从这些要求来看,当一个中国音乐家比当一个外国音乐家的难度要大得多。

我在十一二岁学琴时,不可能知道当一个音乐家还要如此地苦练,还有如此复杂的要求。当时,我从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

 

拆琴的顽童迷上了音乐

我是一个上海普通家庭的淘气孩子,不是那种几岁就登台表演、轰动乐坛的神童。在幼儿园里就数我唱歌差,嗓子粗哑、五音不全。每次学做“小鸟飞” 舞蹈动作,老师总说我的小胳膊硬得像老鹰的翅膀一样。不过,我小时接触的东西倒很多,兴趣也十分广泛。父母虽不是搞音乐的,但都爱好文艺,有较多的机会带我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戏曲。

......

西方人把“演奏”说成“玩”(play),有一定的道理。我开始学音乐就是“玩”,对音乐的兴趣不是父母强加给我的。我由于在中学时对音乐过分迷恋,学业上受到了一定影响。1953年考高中时,我因成绩甚差而没考上。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眼看许多过去的同班同学都当了高中生,路上碰到他们,不免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又羡慕又惭愧。回到家里大哭了几场。此后,我在自学的一年里,一方面加紧补习功课,另一方面对音乐的兴趣有增无减,并且在这一年里还迷上了无线电技术。 第二年,我考上了高中,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以后功课成绩较之初中确是有所进步,尤其对数、理、化也产生了兴趣。我在功课学习方面很紧张,课余对音乐的爱好还是“一往情深”。经朋友介绍,我十七岁开始同林石城老师学习琵琶。林老师是位中医师,业余钻研音乐,尤善琵琶。他上课授徒,不收学费,我方得有机会从他学习。在林老师的指导下,我掌握了好多新的演奏技法和乐曲。我学习的第一首乐曲,是林老师创作表现新中国青少年生活的《学生操》。

 

数学系的学生进音乐学院

我虽然酷爱音乐,但从来没有想把音乐当作终身职业。我父母当初常教育我:“将来要当一个工程师。”我当时也认为:“工程师最吃香。”1957年,我报考大专院校时,在志愿单上大部分填的是电讯专业,考试的结果,以最后一个志愿考取了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我正准备去报到之际,林老师来我家了。他动员我去考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我父母带着旧眼光认为:搞文艺就是吃“开口饭”,玩玩可以,当作职业会被人家瞧不起的。林老师对我父母说:“德海在音乐上有才能,有发展前途。他进音乐学院深造,将来会有大成就的……”经林老师三番五次苦苦说服,我父母因为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也就同意了他的建议。

......

入音乐学院的头半年,我心情十分苦闷。学院里的学习气氛浓厚而紧张。起初,我最感困难的是“视唱练耳”。像我这样一个“自由”惯了的“小民间艺人”,对于这些正规严格的基本训练,实在感到吃不消。我们大学一年级学生中,有好些是从音乐附中升上来的。他们从小受过音乐基础训练,谈起理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个个都会弹钢琴。他们两只手在键盘上飞来飞去很自如,我简直看傻了。当时,我们“外来户”中,有一位同学带着自卑的心情对我说:“我们比不上他们,我们……”紧接着,他在黑板上写了个 “次”字。我看到这个“次”字,心里很不服气。我想:我真的“次”吗?我看五线谱不熟,可我脑子里装着很多音乐;我虽耳朵听不准,但善于随着唱戏演员伴奏;你们懂音乐理论,我懂得不少民间戏曲……我心里憋着一口气,决心努力学好基本科目。

经过三年基础训练,我的音乐素质有所提高,在琵琶弹奏方面逐渐能讲究节拍、节奏的准确,以及乐曲分段、分句等基本处理方法。同时,我移植了大量西洋乐器的练习曲和乐曲片段,用于琵琶训练。这扩大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思路。我在学院里除了主修琵琶,还选修其他乐器。为了加强耳朵对低音区音准的训练,以及增加左手按弦的力度,我学拉低音提琴。虽然只学了短短半年,但我的程度,可以在管弦乐队里演奏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了。

 

追求祖宗之“活精神”,不守祖宗之“死法则”

时代和社会不同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艺术上仅仅保持原有传统那一套,难以适应今天的需要。民族乐器要改革、创新,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推陈出新”。 

改革、创新总会遇到困难和风险。1960年,有人把原来琵琶的丝弦改革成钢弦。钢弦发音洪亮,不易断裂,但钢弦硬度大,初弹时手指常被弦拉破。当初,我上台的机会多,所以引起的反应也大。有人取笑说:“弹琵琶,还不如弹曼陀铃。”有人说:“钢弦没有丝弦味道,音色难听。”更有人指责:“这是‘叛徒’行为……”但事物的发展,已到了不能不改革的关头。丝弦音量微弱,容易断弦。尤其弹《十面埋伏》那类乐曲的时候,演奏者心里很紧张,生怕中途断弦,不敢用力弹。但越担惊害怕,越常出岔子。在这进退关头,我只有一个信念:为了更好地为观众服务,坚持采用钢弦演奏。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也越来越看到钢弦的优点,而且不断作出改进。过去某些指责我的人,现在也用上钢弦了。继琴弦的改革之后,我在演奏方法上把左手大指“解放”出来了。过去传统弹法,左手从不用大指按弦的。开始,我用大指在弦上活动,也很感别扭,为了找个平衡点,非斜着身子用左肩扛着乐器不可,姿势十分难看。某些人(也包括我在内)曾怀疑这种指法能否成功?后来我想:西洋的大提琴可用大指,为什么琵琶就用不上呢?在弦上多一个手指活动,不是更好吗?这样,既可减少换把,又便于大的跳动。“解放大指”是从音乐内容、表达情感的需要而提出的。明确了改革的意图和目的,我增加了克服困难的信心。我终于掌握了大指按弦的技术。同一年,我又大胆地弹奏了一首琵琶新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吕绍恩曲)。尽管在作曲与演奏方面还很粗糙,但它在内容和技术、技巧方面比起传统音乐,有很大的突破。当时,我为此受到了极个别人的冷嘲热讽。 

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艺术道路上,我亲口“尝”过许多品种的“梨子”,变得比较成熟了。我认为:要学好传统的东西,追求“祖宗之活精神”,不守 “祖宗之死法则”,吸收外国之先进,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音乐,一是要有勇气、有胆略去“尝”梨子;二是要善于“尝”,该“吃”的“吃”进去,该 “吐”的“吐”出来。不幸“吃”坏了“肚子”,就当作教训,供人们引为前车之鉴。

 

“转益多师”是我师

我人到中年,无论在家庭、社会上,皆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地位。承上启下,责任重大。从艺术造诣方面说,中年也是个关键,是决定一生的艺术追求能否到达炉火纯青境界的关键时期。为此,我深深觉得,有加强学习的必要,应该抓紧补充新“能源”。出于这一动机,我在三十三岁时,虽已经当了十年音乐教师,但总想找机会再当学生,补充知识,提高本领。1970年,我有目的地向戏曲学校老师学习打击乐器——板鼓和京剧锣鼓。从初学到掌握,坚持每天记心得笔记。 

再回到琵琶本行来说,我先后师从过不同风格的四位老师。林石城老师的秀丽俊巧;孙裕德老师的亢爽苍劲;曹安和老师的质朴纯净;杨大钧老师的高雅细腻。我都有所侧重地汲取了一些,结合并发挥到自己热情流畅的特点中,以逐步追求一个文武双全、刚柔相济的风格。但要真正达到“风格”的要求,谈何容易?我的性格“热”多“冷”少,处理某些音乐作品时,华丽花俏、激昂奔放有余,庄重质朴、细致含蓄不足。有时,两者比例失调,直接影响到艺术表观的深度与格调。

在今天的音乐教育实践中,我正以实际行动带领学生一起学习老一辈音乐家的高尚艺德。

......

我还曾汲取国内外经济建设的一些成功经验,从自己的业务角度概括成八个字——得法、特长、引进、革新,用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 

1970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全国推广使用其教学成果——“优选法”。我从中受到启示:既然“优选法”可以运用到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去,琵琶演奏上是否也可应用呢?用数学计算方法能否求得一根弦上发音的“最佳点”呢?我深感过去自己学的那些浅薄的数学知识远远不够用。1976年,我非常有幸能得到华罗庚教授的亲自指导。华老先肯定了我的设想。然后用数学方法在弦上算出了“最佳点”,其数据正与我从音色角度出发经长期摸索才确定下来的位置相合。这个“最佳点”,就是弦总长的十二分之一处。 

一个“最佳点”,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更感到广泛学习的必要性。

“弦”是我的声带,它紧紧连在我的心上,将我美好的“弦外”感受在 “弦”上唱出来。欲“唱”出更好、更美的“歌”,我必须跳出零点几平方米的琵琶小天地,投向“弦外”无限广阔的大天地去观察、体验、感受,汲取更多的养料。 

艺术需要用科学来总结。艺术部门的各家各派,更应该求同存异,各显神通,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百花齐放”——我喜爱“百花”、喜爱 “放”,更喜爱一个“齐”字。近几年来,我抱着以上这些想法,经常与老师、同行和学生们一起探讨艺术的科学性,求“同”也求“异”。

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没有离开过艺术舞台。舞台——我的艺术生命。国内外无数次的舞台实践给我证实了一点:搞“越古越好”或是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在艺术上,应该既要保持中国民族特色,又要有所创新和发展。 在艺术方面,我个人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时代在前进,人的智力在发展。过去成年人曾经追求过某些“高级”的技艺,如今已成了“儿童游戏”。

“嗒嗒嗒……”——我每天坚持练功,努力保持艺术“温度表”上一定的指数,若争取再升高“一毫米”,往往需花上比年轻时几倍的力气才行。现在,我拿起琵琶时,如果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丝艺术上自我满足之感,这就使我过后会苦闷许久。在这样的苦闷中,我将去寻求新的课题,新的东西。练,再练,还是不满意——这又是我感到最有乐趣的时刻。我深深懂得:事业上的“甜”,是从 “苦”中提炼出来的。我的年龄四十八岁,祖国大地,二十一世纪……这些似乎不相关联的东西,是可以将我“在音乐上有所创获”的思想永远振奋起来的。并且,将是我今后奋斗的动力! (1986年)

 

本文节选自人民音乐出版社《琴海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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