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央音”|吴锡麟:百岁老人忆“央音”往事

02 07 2022  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人物 - 人物故事  95 次阅读  0 评论

百岁老人吴锡麟同志忆“央音”往事

 

吴锡麟简历:民族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1946年起先后就读于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香港中华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1952年留校任声乐系助教,翌年调入中央乐团合唱队任教员、队员,并于1955年随该团赴波兰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7年重回母校工作,先后任教于指挥系、民族歌剧(声乐)系、音乐学系,1982年离休。曾撰写《革命现代京剧唱腔的音乐结构》《豫剧唱腔简介》《建立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探索、实践与思考》等论文,编著《戏曲音乐唱腔选》《戏曲音乐》等教材。2001年以后主要从事赵沨音乐理论资料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已完成《赵沨全集》《赵沨论艺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一代宗师——赵沨》(图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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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3年11月17日,出生在云南省石屏县。身为旧知识分子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学习音乐,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音乐梦想却从未改变。

 

几经辗转终圆音乐梦

上初中时,学校音乐老师发现我的嗓音明亮、自然,唱起歌来很投入,便有心在文艺方面培养我,经常让我参加各种演出活动。我也积极与老师、同学们一起,排演抗日救亡歌曲和话剧,到各处宣传抗日。初中毕业后,我进入有着“民主堡垒”之称的云南大学附中学习。入学第二年(1941年),学校来了两位进步青年教师,一位是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另一位是赵天民(即赵沨,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老师不仅教我们国文,还兼任音乐教员。我在他的音乐课上,不仅学唱歌,也学习一些简单的音乐理论知识。高中毕业后,我很想报考专业音乐院校,却因父亲反对,只得去读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西南联大复原北上,我趁此机会来到上海,准备报考上海音专和从重庆复原南京的国立音乐院,但这两所学校均无招生的消息。这时民盟中央派赵沨经香港到缅甸工作,我也随之来到香港。但香港亦因战乱没有可读的音乐学校。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来港办事的马思聪的朋友、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黄笃维教授,提出可帮我进入该校音乐系学习,这才使我终于走上专业音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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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广州黄笃维教授家中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沪宁等地不少音乐工作者南下香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1947年4月,马思聪(院长)、李凌与赵沨(副院长)等人共同在香港创办中华音乐院。这里的师资力量比广东艺专强,如有严良堃、谢功成、俞薇、黄伯春、曾理中、陈良、熊克炎、谭林、舒琛珍、许文辛等,课程设置和上课时间也较为正规。我于同年从粤返港,进入中华音乐院,先后跟随叶素和黄伯春老师学习声乐。1948年4月,为支持赵沨在新加坡创办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我又暂离香港,与他一起转战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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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香港中华音乐院大门
下,香港中华音乐院部分骨干,左起叶素、李凌、严良堃、赵沨、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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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跟随赵沨一起赴新加坡创办中华艺术专科学校
上,与中华艺专师生合影,左5为吴锡麟,左6为赵沨
下,与赵沨一起为学生上视唱练耳课,弹钢琴者为吴锡麟

 

进入 “央音”开启新生活

1949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我于同年11月以香港中华音乐院学生的身份进入“央音”学习。当时已经有多个原组建单位的师生抵达天津,他们对新校舍进行了修整和清理。我们到达时,这些工作已近尾声。那时候的音乐学院,一派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每天清晨6点钟起床后,音工团团员们就在教学楼前的空场上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课间休息或吃饭时,学校的大喇叭都会播放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李波唱的《翻身道情》等歌曲,让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师生感到很新鲜,也很受鼓舞。

入校后,学生们以视唱练耳的成绩进行分班,我分在声乐系三年级,与来自北平艺专的沈武锐、郭淑珍、高云同在一个班。11月17日学校正式上课,而上课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琴房紧张,并且还没来得及排出每人固定的练琴时间。因此,要想弹琴、练歌,只能自己到处去找空琴房。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练习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偷偷跑到有钢琴的小教室,先小声练习视唱,或读谱、听音,到六点钟学校规定的起床时间后,才开始弹琴、练声。那时,赵沨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委员,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的同志一起到各地指导扫盲工作。一次他出差到大连,发现一个工人家的老大妈把钢琴当面板,将包好的饺子摆在钢琴上面,便用在新加坡工作时积攒下的钱,给我换来一架 WERNER PIANO-FABRIK 牌钢琴。等到学校扩建校舍,在教学楼旁边盖起一排琴房,并允许学生自带钢琴进琴房时,我便带着这架琴拥有了自己的琴房。

我的声乐主科老师是汤雪耕教授。他原是上海音专的学生,后在上海李凌创办的中华音乐院任教。当时的声乐系以“洋”为主,但汤老师不仅教我唱外国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还教了我很多新创作的中国歌曲,如《王大妈要和平》《青年参军》《妇女自由歌》等。除了声乐主科,我们还有视唱(杜鸣心)、钢琴(王棣华)、音乐欣赏(缪天瑞)、和声(田保惠)、意大利语(陈德义)等课程,此外,我也选修了俄语(朱世民和一俄籍老师)、二胡(储师竹)等。在这些课中,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吕骥同志开设的《新音乐运动史》和一位外聘的南开大学老师讲的《社会发展史》。这些课我都是第一次接触,受益匪浅。建校初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学校提倡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声乐系请来石慧儒、曹宝禄、良小楼、王毓宝等京津一带的著名说唱艺人,教我们学唱单弦、京韵大鼓和天津时调。原本以为说唱音乐最接近我们的语言,比较好学,但实际学起来是很难的。

此外,学校也十分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艺术实践的结合。1950 年暑假,学校组织师生到济南、开封、西安、太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并在上述四地及保定、新乡,与当地文化教育机构共同举办暑期音乐干部补习班。我参加了由黄国栋(作曲理论)任队长,熊克炎(视唱、钢琴)、郑湘河(小提琴)共同组成的开封“教育队”。1951年暑假,我又参加了由我校刘恒之、汤雪耕(以上二人任副队长)、熊克炎、吴婷苾、陈慧甦、高云、张梧、王治隆、王振先、聂中明、罗忻祖等师生,以及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任队长)和作曲家刘炽组成的演出队,由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委派赴新疆慰问演出。我们一行30余人先坐火车到西安,接受几天的入疆培训后,再乘新疆军区接我们的飞机,于7月27日抵达乌鲁木齐(当时还叫迪化)。新疆各界对我们这支慰问演出队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将军,亲自出席欢迎仪式并讲话。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走遍了天山南北(包括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克苏、库尔勒等),为驻军官兵、地方干部群众和学生以及援疆苏联专家等演出39场,共有9万5千余人观看。通过参加这些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也更加理解了吕骥同志在其课上所讲的音乐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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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暑假,吴锡麟(前排右3)与熊克炎(前排右1)等组成教育队,在河南开封举办音乐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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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与学校师生一起赴新疆慰问演出
上,演出队全体成员。前排左起:2刘炽、3刘恒之、4戴爱莲、5汤雪耕、6熊克炎;二排左起:1吴婷苾、2吴锡麟;三排左起:2陈慧甦、4高云;四排右3张梧;后排左1王治隆、2杨元亨
下,在去新疆的路上,飞机飞到兰州时出现故障需要检修,大家只得停下几天。图为吴锡麟(前排右2)与高云(前排右1)、孙亦传(前排左1)等演出队同学坐羊皮筏渡黄河

 

结婚、工作双喜临门

1952年1月26日(农历除夕夜),我与赵沨喜结连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并被留在声乐系担任助教。工作后不久,学校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组成三个工作队分赴苏北、皖北、河南三地,参加治淮劳动。我当时因为怀孕,被留在学校编写中国声乐教材。虽然由于年轻缺乏经验,这本教材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能够完成这样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我还是感到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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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与赵沨结婚,并留校工作,至今已整整70年

 

编完教材后,我调入中央乐团(原为1952年底成立的中央歌舞团,1956年该团经改组,在原管弦乐队、合唱队基础上成立中央乐团,即现国家交响乐团)合唱队工作,直到1957年才又重新回到学校。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已今非昔比,特别是我之前所在的声乐系,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教学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师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而我离校的这5年,虽然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经验,但教学积累已中断,需要一个恢复和适应的过程。后来,合唱指挥系(现指挥系,成立于1956年)首任系主任黄飞立先生将我调到该系任教,我才又重返讲台。黄先生认为,合唱指挥需要具备一定的声乐知识,才能把合唱团的声音训练好,因此要求该系学生每星期上一节声乐课。然而,教指挥专业学生学习声乐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是按照学指挥的条件被录取的,而非声乐。一些学生的发声器官、呼吸系统等存在一定问题,教起来困难重重。当时,指挥系办了一个业余合唱团,一是为学生提供指挥实习的机会,二是为音乐学院培养后备生源。我用我在中央乐团合唱队时,苏联专家杜马舍夫训练我们的方法,对团员们进行声音训练,效果显著,指挥系学生看了我的示范教学,也很有收获,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办音乐学院,不能没有民族音乐”

赵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工作(1956年底)以后,提出学兼中西、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办学主张,并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1960 年 9 月,学校成立民族歌剧系(次年改为民族声乐系),我作为该系首批教师之一,与汤雪耕主任和高云、黄揆春、王秉锐、温钰泽等老师一起,开启民族声乐教学之旅。当时,民族歌唱家中最著名的是郭兰英,而她又吸收借鉴了山西晋剧、河北梆子等北方戏曲、民歌的演唱方法。因此我们决定以她为模子,以民族传统声乐艺术为基础,开展民族声乐教学工作。我们将河北梆子剧团著名演员李桂云请到学校,与学生们一起向她学习。另外,我们还给学生开设单弦课、身段课,请曲艺、戏曲方面的专家来上课。1962年以后,该系的专业基础课又增加了昆曲。因我之前曾参加作曲系刘烈武先生为其学生设立的昆曲学习班,聆听了北方昆曲剧院叶仰曦先生讲授的昆曲理论课,后又和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曹安和先生学唱过一些昆曲名段,并在杨先生指导下,为金文达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录制《窦娥冤》中《斩窦》的音响资料,故系里指定我为昆曲课的辅助教学老师。此外,除了课堂教学,系里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曾先后排演黄梅戏《天仙配》(1962)和民族歌剧《槐荫记》(1963年)。

1964年,为解决音乐工作中长期存在的所谓“土洋之争”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成立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的民族作曲、民族声乐、民族音乐理论、民族器乐演奏专业,附中的民族音乐学科(民族器乐和民族声乐)以及附属的民族音乐研究所,均被调整到中国音乐学院。分院以后,“央音”基本以“洋”为主。但赵沨认为,“在中国办音乐学院,不能没有民族音乐”,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不学习本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于是他将学校里尚存的具有民族音乐教学、研究能力的人员组织起来,开展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因为“中国院”离家较远,留在了“中央院”,便被调入音乐理论系(现音乐学系),与蒋菁、张以达老师以及当年留下的三个民乐系学生,重新组成民族音乐教研室(蒋菁任主任)。我的工作主要是教授音乐表演专业和附中的戏曲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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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吴锡麟(右1)与蒋菁(左4)老师一起赴上海音乐学院参加全国高等音乐院校民族音乐(共同)课教学经验交流会。

 

记得早年跟赵沨在新加坡创办“中华艺专”时,我曾因为忙于教学无法进修,导致情绪状态不好。老赵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只能起到垫脚石的作用。”那时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经过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这么多年,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垫脚石”。无论是一个新生的国家还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它们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需要有一批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开拓者。不为名、不为利,能够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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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离休生活的吴锡麟(摄于1991年)

 

如今,虽然已经离休整整40年了,但我对中央音乐学院一直怀有特殊且深厚的感情,因为这是我一生工作时间最长、度过最好年华的地方,这里有曾经和我一起学习、工作的老同学、老同事,也有与我相濡以沫的老伴赵沨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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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锡麟与矗立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雕塑合影(2010年)

 

在我“100-1”岁之际,追忆“央音”过往时光,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温暖依旧,温馨如昨。

 

采访:张乐、宋学军

文:宋学军、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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