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走近世界音乐》:采集、理论、流布和反省

25 07 2016  音乐周报   评论 - 书评  1330 次阅读  0 评论

这本外语教研社的博尔曼《走近世界音乐》虽属通识读本,却著、译优美,内容详实,性价比极高。

你最初如何与世界音乐相遇?录音还是亲临田野?在音乐厅里唾手可得,还是经过了漫长的朝圣旅行?当我们仔细回想,会发现这“第一次”的心情无比复杂:有点像是对私密领地的闯入,又带着陌生、迷茫、敬畏与好奇。

这本外语教研社的博尔曼《走近世界音乐》虽属通识读本,却著、译优美,内容详实,性价比极高。其中既谈到了资源采集大师洛马克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非突尼斯专注研究杰尔巴岛上古老犹太社群音乐的拉赫曼,也录入了登斯莫尔1916年与一位黑脚族印第安人山区酋长的珍贵剪影——满身羽毛服饰的酋长面前,摆着光华与“先进”得出奇的大大留声机,巨大反差让人无比震动。  

但世界音乐不该只有采集,书里第205页就提到了一个问题:一个世界音乐学家(或音乐人类学者)的展示架上该由那几部分构成?自然,有田野研究的照片、乐器一类人工制品,有地图、乐谱、磁带,录像带,录音设备和照相机,加上一些翻译资料(如歌词)、发行唱片和理论书籍等。显然,这些物件正指代着音乐经由田野采集后,所进入的归类、理论和流布等各个流程。

博尔曼虽未直接指明系统性理论的作用,我却读出,有体现在器乐考证方面的,如阿拉伯测音工具乌德琴可以用来判定音阶结构,因为其琴弦能呈现最贴近人声的听觉特征,然而少有人知,它最早从地中海东部穿越了北非,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最终成了日耳曼语系里的“琉特琴”;也有体现在地理政治方面的,如“流散地式”音乐这一名词被频繁提及,其共有特征是文化被迫离开故土,能幸存且与流散地文化交融,始终期待着重回家园的那一刻——博尔曼说这样的例子当今非常多见(如犹太的赛法尔迪音乐),它们莫不兼有一种“失位”和“神圣”感。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始,“世界音乐”这一提法开始进入大学课程。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这一结构较松散、却长时间付诸努力的民间组织,至今仍在出版其音乐年刊,各地区会员或研究小组成员都可以代表自己地区发出个性的声音。

1886年出生的西格(Charles Seeger)是全书认定的最重要的音乐人类学家之一,其著作尽管难懂,却倾向于以大文科的视角看待音乐问题,在方法论与哲学观上无比地兼收并蓄。全书不止一次提到,西格之前,西方看待世界音乐的二元表征语汇是一种被妄用(abuse)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例如欧洲殖民非洲时代的音乐家无名无姓,只给一个集体名词“中央航路”,不外乎想要区分出一个劣等的“他者”,以反衬出优等西方的“我者”。 

正如书中所赞,在“他者”反抗“我者”的道路上,鲍勃•马利编织出的混合风格摇滚自然是一项成就,埃及女歌手库尔图姆也不弱,无论在北非,还是印尼、巴基斯坦或纽约的唱片店,都能听到她的木卡姆调式。还有更自给自足的例子: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街头乐手演出了被作者誉作“最具现代意义”的世界音乐,因为乐手不仅保持着当地工匠自制的乐器,还都善于推销自己,自售卡带、CD,这一在多元变化潮流中的适应力,其实与该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如今,几大城市的世界音乐节一年比一年火热,各式唱片已在网络司空见惯。流行气息与本土音乐结合的好处是可以重构并再现音乐的空间,那相当于对神话的再造,让其更容易地从固有功用局限性里自我分离出来。1997年酋长乐队的《圣地亚哥》在博尔曼看来,具备“赢得世界音乐大奖的所有必要特征”,可这种凯尔特幻想“杂烩式”地囊括了风笛、大曼陀林琴、波尔卡、中世纪吟诵、古巴黑人歌声——有时完全经过了电声乐器的改造,还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世界音乐吗? 

更高层面上也存在两难。多样性是世界音乐立足之本,那么到底应该用完善的理论夷平差异性,还是不加区分地蜻蜓点水,注重一种对猎奇精神的颂扬?显然,前者的同质化趋向可能危及到多样性话语权,而后者无助于提升听者的辨识力,信息的芜杂教人徘徊,甚至有批评,说一些学者只考虑自己优越角色下的“拯救”行为,还没精细到对原生态资源长久打算,譬如,对乡村习俗的介入会逾越学术的道德责任边界吗?更不消说在唱片公司对资源的盘剥下,一部分风格被鼓励,而另一些风格无助地枯竭。这些,都是今天许多世界音乐学者思忖与权衡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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