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甘州古乐》:“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音乐专题研究的新成果

16 12 2021  音乐周报   评论 - 书评  124 次阅读  0 评论

甘州古乐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凝结,是华夏子孙深刻在心中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它所呈现的极高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甘州古乐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凝结,是华夏子孙深刻在心中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它所呈现的极高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甘州古乐》编者写在前言的最后一句话,同时也确立了本书编撰的国家站位与宏大叙事逻辑。是书由任积泉、徐万福编著,2021年1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包括“甘州古乐概述”“甘州古乐乐谱”“河西走廊及新疆哈密地区古代民间音乐”三章。

《甘州古乐》在考述孕育与命名、结构与演出、传承与影响的基础上主要以乐谱辑录的形式展现,从《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到《苏南吹打曲大套器乐合奏曲》、“昆明洞经音乐”,从长安古乐、河北民间古乐到浙江松阳丝竹锣鼓乐曲、江苏“梁溪琴社”保留的唐代古曲,最后落脚在本土班社——贺盛唢呐班传承的《甘州歌》《甘州大唢呐》(亦称“甘州大调”)。此外,基于历史行政划分与文化地缘交互的考量,作者还将新疆哈密地区古代民间音乐纳入叙述语境,使得“甘州古乐”研究凸显包容开放的特质,进而使得本书在呈现古乐的表态下较为详实地勾勒出流布的脉系。《甘州古乐》的价值还体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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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据与乐谱相结合,为区域专项音乐研究提供经典范例。

《甘州古乐》涉及到的考据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划分:其一是对“甘州古乐”本身作为论述主体合法性的考据,作者将民乐县六坝乡史前遗址出土的东灰山陶埙至公元740年《甘州》大曲被唐朝宫廷正式命名视为甘州古乐的孕育过程,并将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定义为古乐形成的关键时期,从而拓展了该乐系历史积淀的厚度、多民族交融的黏度。

其二、对异地别名“甘州古乐”的考据,是书第一章第四节曾谈到“与《甘州》有关的大曲《霓裳羽衣》”,引用《辞海》曰“《霓裳羽衣曲》即《霓裳羽衣舞》,简称《霓裳》……传为唐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因唐代西凉节度使治所在甘州,由尔断定“《霓裳羽衣》当为从甘州敬献至朝廷的”。作者之所以将异地(浙江松江)别名(《月宫调》)的作品纳入谱集,便是依据《松阳县志》的记载“松阳地区流行的道教音乐《月宫调》就是盛唐名曲《霓裳羽衣曲》”。

第三、在对具体作品的考据上,该书通过传承统计认为,《甘州歌》保留曲目216支,《八声甘州》保留曲目286支,二者“对中国戏曲文化发展的影响最为深刻”,“且前者对宗教音乐和器乐影响也很大”“由于它极具咏唱性,在流传过程中……成为一首众人喜闻乐唱的时调”。

 

二、丰富的跨域、跨体裁曲目为音乐分析与创作提供了来自民间与历史的鲜活素材。

《甘州古乐》涉及的作品既有来自《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文献叙述,又有来自地方班社(贺盛唢呐班)的当代传承;既涉及甘肃本地的古乐文化遗存,又有云南、江浙、河北,乃至新疆哈密地区的跨域传播;既有佛道科仪音乐、民间器乐曲,又有宝卷曲牌曲调音乐与小调。这些丰富的曲目为音乐分析与创作提供了来自民间与历史的鲜活素材。

如该书列举《八声甘州》经典唱段时,分别摘录了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仙侣•八声甘州])、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八声甘州])、青黛马曦瑞的《天山雪传奇》([八声甘州]),但三段《八声甘州》句式变化较大,《西厢记》各句字数为4+4+4、4+6、7+7、5+4;《牡丹亭》各句字数为4+5+4、4+6、8、8、2+6+6;《天山雪传奇》各句字数为4+9(可分解为3+2+4)、7+4、7+7、2+7、3+4+4+5。由此可见,同为《八声甘州》要么存在诸多变体,要么在历史传承中发生了一定的流变,要么其名称仅是一种广义的代称,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去探究与考证。

又如《妆台甘州歌》(旧名《妆台带甘州》)一曲,1-4句“傍妆台”,结束于A徵调式;5-6句为“八声甘州”,其中前句保持在A徵调上,以求衔接自然,后句转为B羽调式;8-9句为“排歌”,上、下句均为D宫调式。可见作品穿插有一宫到底、同宫系统内转调的特色。

再如《八声甘州》(一)的调式无法通过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解读,倾向于E弗利几亚调式,这种西方自然调式的作品是不是可以作为文化交流的证据?还是华夏音乐本就有着多元的调式体系?值得深思玩味。

 

三、具有乡土音乐教材演唱与演奏的双重属性。

《甘州古乐》后记有言:“为了使本书选取的曲目能够尽可能地代表甘州古乐的全貌,我们……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曲目,在此基础上又组织各类乐队反复演奏演唱,最终才将那些历史悠久、内容完整、风格独特的曲子选入书中。”由此可见,这些收录在册的曲目都是经过代表性与表演性筛选而后集锦在一起的。

高等院校音乐院系视唱教学的曲目常以西方调性音乐作品为主,虽然近年来从事教材建设的学者开始逐步增加中国五声性调式作品的选取力度,但以民间音乐尤其是凸显区域音乐文化特色的乡土音乐为靶向目标开展的教材编写仍是待垦的处女地。在当下主流教材中,对中国五声性音乐的学习又常以调式论,使得学生缺乏区域音乐的整体认知,加上教材常采用“选曲去词”的方式,更加断绝了对区域音乐文化内涵的文本认知,这也正是笔者在《音乐周报》撰文《乡土音乐进高校:任重而道远》的主要原因。

《甘州古乐》虽然并非为着教学目的而来,却可在当地高等音乐教育中充当乡土音乐教材的角色。而且由于选取体裁(如上文讲到的佛道科仪音乐、民间器乐曲、宝卷曲牌曲调音乐、小调等)视角的广泛性与代表性,使得其具备了演唱与演奏的双重属性。它的出版无疑是任积泉、徐万福站在“一带一路”新时代语境下传承与保护甘州古乐文化具体措施的真切写照。(文 | 散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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