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合唱该怎么写?来自《长征组歌》的启示

06 09 2021  音乐周报   评论 - 时评  50 次阅读  0 评论

中国的合唱该怎么写?来自《长征组歌》的启示

 

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肖华词,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曲)自1965年诞生起,便成为音乐舞台上的“宠儿”,并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雅俗共赏的美学品格深入人心。对于这部作品的历史意义、思想性和艺术手法等,几十年来已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研究和总结,但在针对音乐性的研究上却有着掠过水面的轻率。这部作品音乐的审美品质、审美价值,及其对如今声乐套曲,尤其是合唱的创作都不失启示意义。

 

启示一:民间歌调的激活

以什么样的音乐来表达伟大的长征精神呢?作曲家将目光投向长征路上的各地民间音乐,这是通常的创作思维,也是很有效的诀窍。各族人民的民间歌调确实是用之不尽的音乐财富。当然,最可贵之处在于作曲家选取了传统民间音乐的精髓,而又巧妙发展、提升了音乐的魅力,这里谓之“激活”。《长征组歌》的每一曲的音乐主题几乎都有出处:《告别》——江西采茶调,《遵义会议放光辉》——苗寨山歌、侗族大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云南花灯,《飞越大渡河》——川江号子,《过雪山草地》——青海藏族民歌,《到吴起镇》——绥德秧歌调、信天游,《祝捷》——湖南花鼓戏,《报喜》——藏族民歌,《大会师》——赣南采茶戏。

民歌曲调是现代音乐创作的重要源泉,是作曲家屡试不爽的“门道”。当然,音乐的创作不能简单套用,容易落入俗套。那么,如何将这些音乐融入组歌的艺术表达呢?弄不好是一锅杂碎。这就涉及到如何激活民间音乐的创作智慧问题,不是有创作技术就能轻易做到的。对于艺术创作,真诚是最根本的创作智慧,然后就是技巧的运用,技巧为情感表达服务。作曲家不仅要对生活熟悉,更要有对民间音调特性的敏锐感受力和吸收力。如第八曲《祝捷》,采用的是湖南花鼓戏唱腔的“双川调”。特性音(徵音微升)在男高音慢板独唱中得到强调,音乐的性格鲜明。对独特性的发现并作表现上的合理强调,是创作美学上的敏感和基本能力。这个特性音调有着西方谐谑曲那样的审美意趣和美感,很好地达成祝捷的喜悦艺术效果。《长征组歌》对各族民间曲调激活都非常巧妙、合理,有了审美的“味道”,表现力和艺术特色自然随之加强。

 

启示二:深刻的抒情性

音乐的抒情性在众多表现功能中居第一位,情感美学甚至将抒情性作为音乐的根本属性。中国音乐自古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的说法,事实上民间的歌调也是优美抒情为主。《长征组歌》的抒情性,虽不像西方音乐戏剧那样用长大的咏叹调来表现,却也体现出另一种深刻的抒情性——集体的抒情。因为题材的关系,长征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以此为音乐形象的主体性,所以合唱(有时是齐唱)的抒情显得非常突出。其中有离别情、军民情、民族情、喜悦情等。质朴的情感无需太多的铺垫和戏剧性深入,融入场景就具备强烈的感染力。

譬如《到吴起镇》虽然表达的是红军到达陕北的喜悦,锣鼓喧天的欢庆歌舞与优美的抒情形成强烈的对比。信天游的悠远曲调却有着浓郁的苍凉情绪,商调式的美妙韵味尽显。尤其是女声的二部合唱,具有深刻的抒情性乐句:“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骑。”“哎哎”与“噢噢”衬词的加入,欲断还连的情绪表现可谓神来之笔,使得这种喜悦带有一股隐隐作痛的,何似“带泪的微笑”,感人至深。周恩来常挂在嘴边的“腊子口”,就是指这段美妙的曲调。这种商调式的音乐,在农耕时期的中国是普遍使用的调式,情感基调悲切,常作思恋、倾诉的歌唱。其实,这样的抒情有着无敌的情感力量,即使是对长征没有直接体验的人也是不难勾起热泪的。首演时红军战士泪流满面就不奇怪了。

类似的抒情性还有第一曲《告别》的“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的“雪皑皑、野茫茫”和第九曲的“手足情,同志心。飞捷报,传佳音”。音乐主题优美动听,且情真意切,都是过耳不忘、摄人心魂的深刻抒情。

 

启示三:为了听,更是为了唱

声乐的美,包括唱词的音乐性强、谱曲的精妙,还有歌唱的美。一个作品的成功,满足前二者即可。而《长征组歌》却三者俱佳,更以“唱”显示出创作者对音乐的敏锐性。这也是成就其典范性的成功经验和智慧。

《长征组歌》借鉴西方的康塔塔(Cantata),结构上并不过于刻意,而是以歌词内容(多个红军战斗生活场面)为结构基础,也有中国曲牌连缀的意思。每一个乐章的内在结构都相对简洁,织体简单,混声以卡农为主,二声部是二、三、六度音程为主,不追求技术上的复杂理式,却在大局与细节上拿捏分寸和准确性,是别具一格的独特形式。最重要的是,音乐的结构和技术运用首先给予唱提供充分的发挥,包括表演唱。因此,《长征组歌》从诗词到音乐的创作基本上没有技巧的痕迹,追求艺术性与大众性的自然协调,符合中国民众的审美旨趣。虽然混声合唱部分也有相当严谨的艺术合唱要求,但是基于生动的内容表现需要,组歌中更多地体现了通俗性,运用适合表演的多种演唱形式。如领唱加合唱、二重唱、齐唱等。

当然,通俗性、大众性不意味简单和粗陋,反而是一种创作上的巧妙,是很难的境界。作曲家们吃透了长征生活的艰苦卓绝,也参透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美与当代人们审美的需求,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不矫情,不夸张,以真诚、单纯、乐观的美学品质成就了当代合唱音乐的典范。与此相应的是,乐队也从因地制宜的朴素风格,“有什么用什么”的乐队编制,“野生”出一个奇迹,竟是以业余的方式成就了专业的品格。这也是科班出身的遇秋,在接近官兵群众的创作实践中摸爬滚打出经验才做到的。至于每一曲前面的朗诵(基本上是歌词的重复,有累赘之嫌),如今在表演上是否去掉值得商榷。

新世纪以来,百花齐放的艺术创作生态中这部已经成为传统经典,在与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博弈”中没有处于边缘与下风,而是久唱弥新。一则说明文化创作出新出精的艰难,二则说明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长征精神对中华民族是一笔财富,而体现阐释这一财富又是一笔不断丰富的文化遗产。最好听的音乐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时代对人们创造智慧的召唤。中国的合唱该怎么写?这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启示。(文 | 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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