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平: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精神、思想与情感

23 12 2019  音乐周报   评论 - 纵横谈  342 次阅读  0 评论

讨论民族器乐创作,实质就是讨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既钟情于自己历史悠久的文化,也为今天音乐创作的异彩纷呈而欣慰。就是在这样的求索和努力中,改革开放40年留下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新篇章,留下了一个值记载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时代。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延续至今、惟一未曾中断并仍旧充满活力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历程中,中国民族器乐承载着中国人心灵力量中原生的生命精神和民族情感。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应承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文化需求,茹苦含辛亦庄亦谐,给历史留下了独特的时代印记,也留下了独具思考深度、当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来的经典音乐作品和正在被接受的优秀音乐作品,无不闪烁中华文化的光彩之光,浸润中华民族丰满的、生生不息的生活情感。我们坚信历史上优秀的艺术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散恒长生命力量。因为精神是可以无限分享的。

音乐作品作为人文精神的音声表达,是中国民族器乐自亘古就形成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虽然仅存于文字,但其描述的内容却是那样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葛天氏的乐舞《八阕》分为八个部分:《载民》歌颂负载人民的大地;《玄鸟》歌颂氏族标志的图腾;《遂草木》祝草木茂盛地生长;《奋五谷》祈求五谷丰登;《敬天常》向上天表示敬意;《达帝功》歌颂天帝的功德;《依地德》感谢大地的赐予;《总禽兽之极》希望鸟兽繁殖达到最高极限。

上述表达描绘了一幅中国远古社会生活的全息画卷,从中显示远古先民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了然洞彻和生活梦想。对此我肃然起敬并深深感慨,原始的生活观、自然观,原始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数千年前就鼓舞我们先民扬起生命的风帆。1996年我创作二胡协奏曲《八阕》,深受感动和启迪,创作灵感、求新的观念、新技法等缤纷而至,最终在回溯与贴近民族文化精神引力中慢慢凝聚。

艺术作品是人类思想载体,思想丰满与否,影响制约着艺术作品内容的深度表达。中国民族器乐自在的艺术灵性,天然易于营造水墨长天的空灵幻化。以“见景生情”为音乐确立题材发挥的线索,凸显和强调“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是中国民族器乐长期形成的强大传统,历经千载流传,也延续到当代民族器乐创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发展逐流时代而更变。近代中国蓬勃的社会变革自然引发民族器乐创作的变革。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汇流,多元文化碰撞、时代更替,过去“天人合一”,在时代新潮冲击中越来越无法保持孤以为傲的个性自赏。而“见景生情、借题发挥”也在世风易变中,显露出与音乐发展不适其意的不足。

此时,注重创作思维方式中的理性思考,将中国历史文化思想贯穿作品之中,便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器乐创作突破过去、展示新风的重要标志。如:易经的爻辞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意思是,龙搏斗于也,血染泥土成玄黄之色。我在创作九重奏《玄黄》时,不纠结直观的龙战,而是通过哲理的抽象,表达事物发展进程的结果。在作品《后土》的创作中,因界定了“后土”是中国远古人民心灵中的大地,是凝结他们的世界观和生命观的主观概念,由此辨明了艺术作品中凡属“土地”类题材的作品,艺术的表达都应当是人,无论是“黄土地”还是“黑土地”,土地因人而精彩。

音乐作品的情感问题,是创作中最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音乐作品的成功与否,最终与其是否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有关。音乐的情感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它需要丰厚的精神与思想内聚。探讨三者关系会发现,民族文化精神代代相传,之于民族器乐创作是文化继承的具体体现。而音乐思想、情感,则是最易受时代影响发展变化、催生音乐发展变化的活性力量。

在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继承比较容易实现,因为一般的“继承”很容易在音乐表象等具体层面表现出来,比如引用民歌、古曲、古典文献等。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发展却非常艰难。因为发展必须在音乐的精神与情感上有更高的升华才有价值。从哲学层面探讨,继承和发展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构成,没有真正的成功,所谓的继承也就失去了意义。

1994年,我在创作琵琶协奏曲《春秋》的创作过程中有过难得的思想收获。《春秋》作品初稿写作,应当说较好表达了礼乐中:“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礼乐宏大境界。但我却不敢相信,初稿《春秋》的音乐完成了表达题材内容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对辉煌中国文化的歌颂赞美之情点题。反复思索,我意识到已写好的音乐注重了形式,却缺少文化精神和思想情感的互为依托,并由此升华到更高精神境界的内涵。外在形式气韵方面的形似,不能替代情感表达方面的不足。形式应当围绕音乐“情”而构成。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强调:唯乐不可以为伪。显然,没有情的《春秋》是立不可信的。我们中国先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将乐与礼和人的尊严融合,但是礼乐的价值却并非靠单一的外在形式实现。我们音乐创作中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辛勤工作往往事倍功半,其关键原因是常常满足一般的形式模仿与复制而止步不前。

最后我在音乐中“意外地”引入古琴曲《梅花三弄》主题,以此点题获得了成功。有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傲雪之韵。因此琵琶协奏曲《春秋》的音乐表达不言而喻。

在考察中国文化精神、思想与情感方面,我们比较容易在色彩纷呈的创作活动中感受到儒家和道家礼与理的交融与对视,很多作品因此而表现出清晰的艺术特质。我们关注这两方面文化成就,却不能忘记中国文化构成,具有儒、释、道互补互为融合统一的特点。

2006年初,我创作了大型佛教题材交响音乐作品《神州和乐》。有关的佛教属性的评价大相径庭。我喜欢有这样的不同,这恰恰说明艺术创作在继承、发展之间的更新与抉择。中国文化自古就在多元文化互为补充中显示巨大的文化融合力。佛教题材而不是佛教音乐,正是在精神、思想和情感交相递进中实现文化与时俱进的发展。

马来西亚一位乐评家说:“《神州和乐》的成功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本身,还在于作曲家横跨人类学和音乐学的两大学术领域,在人性化的崇高与人性之爱的流淌中,强化了作品在人类精神中的作用和价值。”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说:“《神州和乐》带着大众超越了宗教的形式,构建艺术和生命的交响。”

讨论民族器乐创作,实质就是讨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既钟情于自己历史悠久的文化,也为今天音乐创作的异彩纷呈而欣慰。就是在这样的求索和努力中,改革开放40年留下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新篇章,留下了一个值记载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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