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批评是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当下的音乐事项做出评价。音乐批评不只有赞美，还有批评。它是国内呼声最高，却发展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音乐批评通常包括文评（书评、论文述评等）、乐评（音乐作品、人物、音乐现象等）。《人民音乐》《音乐周报》等出版物成为音乐评论的主要阵地，美名远扬。

音乐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学堂乐歌”时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新型音乐批评的发轫期。经历五四时期、抗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批评风向，之后，音乐批评进入新的阶段。2000年世纪之交，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的人本主义思考》与郭莹《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吗——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的思考》、刘新芝《中国音乐的出路有几条?——读蔡仲德教授《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感言》、李彦《不须"乞灵" 自知自重──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系列讨论之九》等争论，成为音乐批评的经典案例之一。

多年以前，学界就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批评”，时至今日仍是如此。音乐批评在中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也成为一块硬伤。音乐评论多是赞美，较少能看到一些批评，这还远远不够。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一是从众心态。国人喜欢随大流，比如某某门店开业或大街有人吵架，则看新鲜、凑热闹之人不会缺少，这种现象在国内各地层出不穷。二是质疑精神不强。无论专业或者非专业人士对现有的一些音乐事项关注不够、思考不足，这就导致了国人问题意识薄弱，对领导、权威容易盲目跟从。尽管我们早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在一个忙于金钱的功名利禄时代，又有几人会静下心来“质疑”学术之事？三是谦和的人物性格。批评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那些非赞扬的观点，最容易无意间触犯他人。国人信奉儒家的“中庸之道”，不愿意抛头露面，性格温和朴实，不愿意得罪他人。四是崇拜权威。很多人熟知政治权力，学术其实也有学术权力，比如学科评估、课题申报、重大项目评审、职称评定、入学招考等，都有权力存在的身影。专家有权则“威”自在，就影响着很多人的“利”。同时，由于学习的师承关系，师徒之间也容易形成一定的“权威”倾向关系。而这种权威，一般都少有人敢于逾越。

不久前，《音乐周报》刊登了吴跃华的《工具书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什么——<音乐教育手册>读后》一文，该文章是评论上海音乐学院余丹红主编的《手册》一书。于是有人给吴君留言：“谦和点，不要咄咄逼人，我以为……与人与己都有益处”。吴回复到：“这不是搞学术信仰，搞研究不是搞人际关系！有什么意见请直接针对问题。”同样，我想到了读研期间老师曾经说过的一个事例，老师的师妹在当地略有名气，不料有人写文章公开批评她，老师的师妹嚎啕大哭找老师诉说，老师就半开玩笑地安慰她说，不要哭了这是别人在帮你打名气呢！

于是，我也在想音乐评论究竟该怎样写？

一、音乐评论与道德。音乐评论要遵从道德的标准，不能言语攻击他人，要划分学术批评和个人恩怨之间的关系，更不能由学术争论上升到人身攻击。

当然，音乐评论也不能被道德绑架。不能只谈赞美不谈批评，把批评别人、质疑权威视作大不敬，视作一种不道德的表现。如果学生不能批评老师，助教不能批评教授，百姓不能质疑专家，学术怎么能实现良性发展？这明显不利于学术研究。

二、音乐评论与语言。国人多有“吃软不吃硬”的习惯。因此在音乐批评中，主张语言尽量平和、中肯，严肃认真，但是过于平和就容易在文章批评力度上欠缺。

语言是最微妙的，语言的使用更要谨慎为上。语言中能看出语言的层次感，语气的“轻重缓急”以及语言的力量。要把握分寸，适可而止，把握不好，事情将会向另一方面发展。而这个“度”是最难以掌握的。最理想的评论语言，是评论之后，原作者不生气，还乐于接受。

三、音乐评论与真理。真理至上，是音乐评论乃至学术研究的根本。无论谁，只要他违背真理，就要敢于批评。音乐批评不回避人，做音乐批评的践行者。不想得罪人，但是要不怕得罪人。

四、音乐评论与原作者。由于批评的对象不同在批评上也会有所不同。根据批评对象来看大致有三类：（一）老师、长辈。这一类语言要客气、谦卑，多以请教的姿态。但是对于原有问题不能让步， 要具有挑战精神。真正的大学者是敢于面对问题，接受批评的。我们需要这样老师只有这样的老师才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二）同行或辈分相当。批评力求做到有理有节、据理力争、敢于反驳，语言相比于前一类稍微激烈一些，但要拿捏适当不可有冒犯之意。切忌言语咄咄逼人。（三）晚辈。这一类的批评对象，作者初出茅庐，刚刚踏上学术之路，应以鼓励为主，要表现出自我的豁达个性，引导其在学习上不断努力，在研究中要热情而又严谨。

音乐批评，需要我们多观察，多思考、多动笔。需要我们关注热点音乐问题，批判、反思、质疑一切违背真理的音乐事项，并给予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