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 | 也谈马勒与余隆

02 04 2021  音乐周报   评论 - 演出  165 次阅读  0 评论

3月20日,余隆率领中国爱乐乐团上演音乐会。音乐包含三首曲目:上半场陈其钢的《京剧瞬间》、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长笛版)与下半场马勒的《第四交响曲》。

 

在当下的后现代社会,专业精英人士往往拥有多重身份,而其专业造诣有时易被其他身份的光环所遮蔽。一如指挥家余隆,除去专擅音乐指挥外,其众多光环可谓耀眼:作为艺术总监与指挥家带领北上广三大交响乐团取得了卓异的成绩,在执掌国内乐团的同时还与世界各大团体广泛合作;作为中国作品的推广者委约、演出了许多现在看来已是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向世界推广;作为教育家与青年音乐家的伯乐,他出任上海乐队学院院长,发掘了一众如今活跃于古典音乐舞台的优秀青年演奏家。

3月20日,余隆率领中国爱乐乐团上演的音乐会包含三首曲目:上半场陈其钢的《京剧瞬间》、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长笛版)与下半场马勒的《第四交响曲》,这三部作品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其上述三个身份的成就。

我最早了解、聆听余隆却并非借由这些光环的导引,而是通过他早年间的一张唱片。上世纪九十年代,余隆曾与布达佩斯广播乐团合作演出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留下的录音整饬精彩,意气风发,令我久难忘怀。今年正值马勒逝世11时周年与“马勒四”首演120周年,此次走进音乐厅,亦是想现场印证余隆的马勒造诣。作曲家叶小钢有一篇名文《马勒与余隆》,故而借题来谈谈这场音乐会。 

第一乐章一上来便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其新一在于乐队面貌之粲然,技术的干净清晰、声部间的默契配合,可以从弦乐果敢的连断、长笛清脆的装饰音听出。其二在于指挥棒下著名的“快速度”,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马勒这样篇幅庞大的作品来说是合宜恰当的。马勒的妻子阿尔玛在初听这一乐章时以为其中运用了许多古典主义时的语言,余隆的这版演绎里也确实表现出了古典主义的乐观精神。开篇高低音生龙活虎,动态范围在瞬间增长收缩。这一乐章从喜悦到狂喜,从轻松到紧张继而重新释放,指挥处理得情绪明了,故而结构清晰。

从指挥方式上来说,往往有两种指挥:一种手势与音乐紧密贴合,力图时刻表现音乐细节;另一种以节拍为纲,以不变应万变。而余隆在两方面表现出出色的平衡,他的起拍中包含着丰富的音乐信息,声部进入后不一味耽于刻画音乐的具体演奏细节,而更多地将注意力置于平衡与乐句的塑造,这样的处理收到了凝练丰富的效果。他的左手常带出充分舒展的音色,这由许多弦乐的抒情片段可以观察了解。

第二乐章被称为“死神之舞”。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素材,一为圆号沉着的召唤性音调,一为小提琴焦躁怪诞的独奏。音乐学家爱德华•科恩在《作曲家的人格声音》中提出:“如果将音乐视作一种语言,那么言说者是谁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依此思路,余隆在此显然采取了置入式的演绎——他更多采用沉稳老辣的表现方式“投入”音乐,而非作为“旁观的指挥家”表达。选择死亡之舞在生命有限的大众看来自然是恐怖的,而对于舞蹈其中的魔鬼来说却是谐谑的,表达后者是更有创意与思考的视角。这样想法的呈现也得益于乐团首席曾诚的精彩“合谋”——曾诚的几段“特殊的”(这里马勒使用了移高大二度定弦的小提琴表现魔鬼的形象)独奏皆呈现沉稳干练的效果。除却独奏,整体弦乐的弓法还做了许多拆分,用以突出戏剧性干脆的强弱对比。

第三、四乐章整体气氛是平静与安宁,三乐章指向马勒儿时对于母亲的印象,四乐章是儿童对天国纯真的唱颂。其中第三乐章容易演得松懈冗长,而余隆的演绎流畅开朗,以两拍的感觉勾勒音乐的线条,对于每个新进入的主题都有熨帖的关照。最令人悸动的是小提琴主题进入时的音色控制,以及其后高音区时“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气口。第四乐章出彩之处自然包括宋元明的演唱,她近年来致力于演唱晚期浪漫派作品,演唱瓦格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等作曲家的作品都能很好地把握德奥作品的风格。这次舞台位置的设计也很有意思——宋元明没有站在舞台前端,而是侧身伫立于弦乐组之间。音响上声部的交融掩映更加自如,从视觉上看,置身于乐队之中也与歌词中的群体意象贴合,正如歌词中所言:“我们过着天使一样的生活! 伴随着我们的是无尽的欢乐!我们载歌载舞!圣彼得在天国注视着我们!”

从外部因素看,马勒之于余隆有着许多重要的历史性节点,余隆作为指挥家与管理者一直大力推动马勒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就音乐本身来说,余隆的马勒气势撼人,雄姿英发。而雄浑之余,他的马勒有意无意地也暗含着现代性的新颖阐释因素:马勒的音乐有着晦暗不明的反讽,大悲与大喜转乎须臾间,如此吊诡剧烈的变化某种程度拒绝过于外化的阐释——那样的阐释会切断马勒音乐中潜藏的矛盾性而流于单纯。马勒所根植的德奥室内乐传统常在演绎中被忽视,聚焦本次上演的马勒第四交响曲,余隆的处理带来的除却快速度的流畅还有清晰的室内乐化音响。

上半场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京剧瞬间》余隆以及中国爱乐乐团曾多次在世界各大音乐厅演出,他处理这部作品注意了其中的中国风味,其中许多中国情调在弦乐拨弦的奏法上有很好的体现。少年长笛演奏家李筱熹在去年底也曾与余隆在中国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出,她的演奏虽然在部分段落还流露出一定的学生腔调,但整体已脱离了青涩与稚嫩,面对许多技术片段表现出的沉着冷静着实不凡。朗帕尔这版对门德尔松的改编在配器上还可做更多的调整,三乐章原本长笛与小提琴的竞奏变为独奏长笛与乐队长笛的竞奏,听来有些混杂。

最后再回到余隆的“快速度”演绎上,很多指挥家都会对乐曲采用“快”速度的选择,而让听众觉得“快”才是真正成功的演绎。有两个感性经验可侧面证明演绎的成功:乐曲结束时我第一个反应是想不到“马勒四”竟如此之短,而低头看看表发觉实际此次演出亦五十分钟有余;走出音乐厅后,脑海中“马勒四”第三乐章的旋律仍挥之不去,有意犹未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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