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祖国》的版本演变与经典化

12 10 2021  微信公众号-人民音乐出版社   评论 - 作品  169 次阅读  0 评论

《歌唱祖国》的版本演变与经典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诞生了一大批歌颂党的领导,歌唱伟大祖国与人民,歌咏革命与奋进时代,凝结着激越磅礴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最终沉淀为时代经典与国家记忆的“主旋律”歌曲。其中,1950年问世的《歌唱祖国》就是典型的例证。作为当代群众歌曲创作的巅峰之作,《歌唱祖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第二国歌”之誉。从首次投稿被拒到传唱至今,从限于地方传唱到响遍大江南北乃至五湖四海,从原初版本到相继被“改写”为多种版本,《歌唱祖国》的传播经历了跌宕复杂的过程。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而言,《歌唱祖国》是一个共同的国家记忆,并串联起共和国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主题的变迁。这首歌曲形成了六个主要版本,最终沉淀为无可置疑的国家文艺经典。

作为在延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音乐家,王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志要写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把千百万人民热爱新中国的情感表达出来”。1950年国庆节前夕,他创作了《歌唱祖国》,并将作品投给了当地的《天津日报》,结果该报以版面紧张为由拒载,这令作者“大失所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11月,天津大众书店将这首歌曲的歌词连同曲谱,发表在其下属音乐出版物《大众歌选》第三集的首篇位置。这是《歌唱祖国》的第一个歌词版本(下文称“1950年版”)。

1951年9月15日,共和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歌词与曲谱;半个月之后,即国庆节当天,《人民文学》以诗歌的形式在当期首要位置发表了《歌唱祖国》的歌词。这是《歌唱祖国》的第二个歌词版本(下文称“1951年版”)。

“1951年版”延续了“1950年版”歌词“一段副歌三段主歌”的结构,只不过发生了五处改动,分别是:“宽广美丽的大地”改为“宽广美丽的土地”;“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太阳升起,万丈光芒”改为“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改为“指点着前进的方向”。对于这五处修改,王莘曾解释:前两处修改是《人民文学》时任副主编艾青的意见,而后三处修改的情况已记不清楚。从歌词修辞角度而言,除了“指引”改为“指点”值得商榷之外,其他四处修改都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首歌曲的美学水准,深化了歌曲的思想内涵,也更符合“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时代主题。之后,其他版本的演变均以“1951年版”为基础。

“1951年版”衍生出的版本“支流”,最突出的莫过于1964年10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中所“插入”的《歌唱祖国》(下文称“1964年版”)。在这场重要的演出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之一将这场表演推向高潮。这一版本择取了“1951年版”的副歌和第一段、第三段主歌,并将“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中的“灭亡”改为“死亡”。从整体上说,“1964年版”和“1951年版”的情感基调基本一致。1966年之后,国家社会生活发生激烈变化,《歌唱祖国》随之改动。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了《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的歌谱。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署名依然是王莘,结构、旋律均与《歌唱祖国》一致,情感基调仍是歌颂祖国,只不过更突出对领袖的歌颂。因此,《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是《歌唱祖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版本,本文称为“1969年版”。这一版本的流布也影响较大,如在1971—1972年间,科学家竺可桢就在日记中多次记述聆听这首歌曲的情景。

1976年10月,“1964年版”因为历史进程的再次转换而退出历史舞台,《歌唱祖国》回归国家政治生活。据《人民日报》报道,1976年10月21—23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连续三天的群众游行盛大活动,演唱了《歌唱祖国》。从《歌唱社会主义祖国》到《歌唱祖国》的转变,是时代主题转换的表征。1983年6月,收录《歌唱祖国》歌谱的《王莘歌曲选集》正式出版,标志着这首歌曲的歌词新版本(下文称“1983年版”)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正式确立,歌曲所凝聚的国家记忆得以重构。“1983年版”基本沿袭了“1951年版”的面貌,仅修改了一处歌词,即“指点着前进的方向”改回“1950年版”的“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其后各类报刊、出版物刊载的《歌唱祖国》均采用这一版,“1983年版”最终成为标准版本。

“1983年版”又衍生出其他版本,最突出的莫过于“简化版”,即仅歌唱“1983年版”的副歌与第一段主歌,且均是副歌在前、主歌在后,再以副歌结尾。虽然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主歌被删掉,《歌唱祖国》的意涵有所简化,但歌曲变得简短,与国家政治生活、人民日常生活更加契合。

从“1950年版”“1951年版”,到“1964年版”“1969年版”,再到“1983年版”以及各种“简化版”,《歌唱祖国》的传唱与共和国历程相伴随,至今已经走过70余年的历程。

《歌唱祖国》自诞生之日起便打上了国家节日与国家仪式的“胎记”,其创作缘起便来自国庆节。自此,这首歌曲的社会传播便与国庆、劳动节等国家重大节日活动,天安门广场等国家象征符号,内政、外交等国事活动发生了深密关联,其旋律融入一系列国家仪式当中。

国家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对新生政权而言,一系列的国家仪式与仪式化的国家象征符号,对于国家认同的凝聚与建构、国家信仰的确立与强化、国家记忆的塑造与延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建立一整套的象征符号系统、文本系统与公共活动系统,并通过一系列集体性、神圣性的仪式活动给予确定与强化。在新中国的仪式化象征符号系统中,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无疑占据重要地位。

“仪式是以某一事件或某一特定的时间为背景预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周期性、重复性、承续性的象征性活动。”仪式的这一典型特征突出体现在国庆庆典活动。新中国初期,国家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隆重的国庆庆典,《人民日报》对每一次国庆庆典都会特别报道。《歌唱祖国》首次出现在1957年10月2日的国庆当日系列活动报道中。据报道,这年国庆当日,“首都五十万人民在《歌唱祖国》乐曲声中开始了国庆节大游行”。其后,在1959—1965年的国庆庆典中,《歌唱祖国》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响起,均被安排为群众游行的起始曲。由此,《歌唱祖国》和天安门、五星红旗、人民英雄纪念碑、国歌、阅兵、群众游行等一系列集体性、组织性的政治符号交相辉映,形成一整套的国家象征、国家认同与国家记忆建构体系。即便是略显特殊的“1969年版”,也同样唱响于当年的国庆庆典,可见,这一庄重神圣的国家仪式成为其文本意义传播的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歌唱祖国》重回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重要标志便是它再次融入国庆庆典。1983年国庆庆典是新时期之后党和国家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首次重大庆祝活动,国庆节当天,“当最后一辆军车载着远程战略导弹驶过天安门之后,军乐团奏起了欢快的《歌唱祖国》的乐曲,国庆群众游行开始了。”此后,1999、2009、2019年的国庆庆典,《歌唱祖国》的旋律都曾回响在天安门广场。

《歌唱祖国》和象征符号系统发生关联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升旗仪式。1991年5月1日,国务院批准了天安门广场新的升降旗仪式,《歌唱祖国》成为升旗前的序曲。2018年1月1日起,《歌唱祖国》在天安门升旗仪式中的演奏次序再次调整:每月第一天升旗仪式结束后,即《义勇军进行曲》演奏完之后,天安门广场便响起《歌唱祖国》。由此来看,这首歌曲确确实实成为“第二国歌”。

国家其他内政外交活动同样启用《歌唱祖国》,给予其合法性与权威性政治身份的确认。例如,1955年9月28日,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闭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活动,“到会的全体青年积极分子起立高唱起《歌唱祖国》”。这是《人民日报》中最早关于《歌唱祖国》被选用为国家重要会议演奏歌曲的报道。直至今日,诸多外事活动与对外文化交往仪式亦经常使用《歌唱祖国》,事例不胜枚举。

冯骥才曾以朴实的语言谈及《歌唱祖国》的特殊价值:“每当我们心里有一种对国家的激情,充满了对国家情感的时候,或者要表达我们国家的一种自豪感荣誉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地唱起这首歌来,它就是我们的心声。”

 

 

项目来源: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记忆与文化表征研究”(项目编号:15BZW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韩帮文 广东警官学院教师

原文刊载于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2021年第4期标题为《〈歌唱祖国〉经典文化机制考察》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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